遗弃婴儿是人丁税的另一消极作用。东汉末年税赋繁重，“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产。”（《零陵先贤传》）在南宋时期的农村，则出现了“生子不举” 的现象，即生了孩子多不养育而将其溺死或遗弃。这种做法既与传统的“多子多福” 观念相悖逆，也为当时的法律所不容，但“生子不举” 却成了南方各地民间相当普遍的自发行为，其原因何在？推其缘由，恐怕南宋朝廷征敛身丁钱乃是导致这一行为的重要因素。南宋时代自始至终身丁钱的税额都堪称重负，史载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两浙身丁钱额，岁为绢二十四万匹，绵一百万两，钱二十万缗，是政府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不少地方因田税不足，赖身丁钱以补常赋，往往尚未成丁，甚至十二三岁便开始征收。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在无法逃避户口清查，又无法避孕的情况下便采用“生子不举”这一最野蛮、最原始的办法。我们发现，“生子不举”最严重的地区，恰恰是“身丁钱”负担最重的地区。（注6）“生子不举”是人丁税负面作用的极端事例，极大影响了当时人口的繁衍，对社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各方面为害甚大。
　　五、跋
　　人丁税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盛行的一个税种，其征收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影响深远。人丁税虽然不见于当今的税收体系中，但仍可在不少地方找到它的影子。例如农村中往往对交通建设费、组织办公费等一系列日常经费开支实行人均摊派，即显现出人头税的某些性质特征。其利弊功过，或许不可一概而论。但必须指出的是，当代社会的任何税收，都必须完全符合当代税法的精神，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仍旧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收都不可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注释】　　1．在唐代以前，一些日常用品兼具货币的功能。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货币制度混乱，民间往往以谷物和纺织品作为货币。隋唐之际实行的则是“钱帛并行本位”的货币制度，绢帛作为计价的标准、支付手段和大额流通手段，以尺、匹（40尺）为单位，铜钱则作为小额流通和贮存手段，以文、贯（1000文）为单位。法律计算价值均以绢帛表示。
2．在汉代，仅“五大夫”以上的贵族方得免除赋役，到了唐代所有的贵族和品官均得免缴资课庸税，而在明清，一个秀才（生员）乃至其家人均依法享有免纳具有代役性质的人头税的特权。诚然，这是唐代士族阶层瓦解后普通知识分子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的体现。
3．井田制意味着所有的耕地在理论上都归周天子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劳动者共同耕种其中的“公田”（收获物交公），每三年轮换“私田”（各自耕种，收获物自存）和住房，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国家以土地为单位收取公田收获物和其他贡赋，无须另行征收人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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