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张居正改革，代役丁银被逐渐摊入田亩征收，并一直持续到清初。而实际上，农民偷逃人丁税的现象层出不穷。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圣祖于出巡途中发现：有五六个丁的人户，往往只有一个人缴税，九、十个丁的户，也只缴二三个丁的税。在难以强制纳税的情况下，清政府随即决定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人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注4）雍正时，又推广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地丁银”数额与实际的人丁数已毫无联系，不再具备人丁税的特征。这样，中国历史上延续达二千余年的人丁税正式步入了尾声。
　　四、人丁税的意义。
　　对于国家而言，人丁税主要具备两个积极意义：一是财政意义，二是起到调节控制人口的作用。
　　人丁税的财政意义即是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贫富分化不甚严重的封建社会前期，税收适宜以人丁税为主。其原因在前文中已作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自唐代后期起，人丁税的优势逐渐丧失，越发成为官府的额外敛财手段和对广大下层民众的苛扰，必然结果是走向没落直至消亡。
　　人丁税的另一个作用是调节控制人口，这乃是其他税种所无法匹及的。其中首先体现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增加人丁税的税额，就是加重纳税人与其家属的负担；向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或少年征课人丁税，则意味着其家长将增添一份负担。对于封建时代多数经济本不宽裕的农户而言，因而不得不在准备增添丁口时考虑这一因素。（下文南宋生子不举的事例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制约了人们开垦荒地的规模和粮食布帛的产量，物质条件的有限和人口增长的无序间往往构成尖锐的矛盾。如若这样的矛盾光靠自然力来予以调节，则必然显现出滞后性和残酷性，因而需要人类自身加以充分预见并着手协调。而人丁税恰恰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人口激增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与延缓了人口与物质条件间矛盾的激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反过来，减免人丁税就意味着鼓励人口增长。自清圣祖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二百多年里，全国人口从不足一亿激增至突破四亿大关，人口普查的阻力大大减弱固然是一个因素，取消人丁税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汉惠帝时通过向未婚女子征收相当常人五倍的人头税，以推动人口增长，虽采用的方法不同，其作用是相同的。）其次体现在控制人口流动上。人丁税一方面可以起到控制职业流动的作用。汉代对商贾加倍征收算赋，便有着贬抑商人，抑制弃农经商的意图——重农抑商在早期封建社会可保障农业劳动力，稳定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人丁税也有着控制人口地域流动的效果。上文中已提到，征收人丁税以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为前提，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即是将人口固定于一定土地之上，限制人口任意流动，以保证税赋得以顺利征收。一般说来，历史上征收人丁税时期的户籍制度较其他时期而言更为完善，可见人丁税与户籍制度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任何事物均有正反两面性，人丁税也不例外。其导致的两大问题是虚报户籍、隐蔽人口的产生和遗弃婴儿的现象。既然人丁税是依照户籍征收的，因而总有不少百姓在户籍登记时虚报年龄，诈老诈小，或者干脆逃避户口登记，以求减轻或免去人丁税负担。这样一来不仅给人丁税税收带来损失，还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其他赋税收入及徭役、兵役的征发，也不利于国家的人口管理。针对这一情况，历代统治者往往投入大量人工财力来仔细清查人口，核实人丁身份，并制订严厉的法律，对脱户漏口、隐瞒不实的当事人及负有责任的基层头目依法惩处。大规模的清查工作固然取得了相当的实效（注5），但其花费的成本也相当高，对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也造成不小的影响。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或投充地主豪强成为佃农，或离开故乡沦为逃户，人丁税的征收就变得越发不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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