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人丁税及对人丁税的改革。
　　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政府无地可分，均田制宣告瓦解。许多自耕农在失去土地后成为佃农，加之当时经济发达的中原和关中经历了大规模的安史之乱，江南也先后爆发了多次民众暴动，许多农民破产逃亡，使政府控制的人户数骤然减少，租庸调制无法维持，政府不得不对考虑对现行税制实施改革。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政府颁行了两税法，其主要内容是：（一）将租庸调并入户税、地税；（二）不分主户、客户，一律按现居地登入户籍纳税；（三）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四）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
　　两税法的实施，是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较大的情况下，增大实际纳税面，保障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虽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政府收入窘迫的困境，但其客观上减轻了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并使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变得松弛，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改革人丁税的先河。从此，人丁税在国家税收中渐渐不再居于主要地位。
　　两税法的施行，将原有的人丁税“租庸调”并入了财产税，但随着唐末军阀混战，军费徒增，至五代时，吴越、南平、南汉等政权均在其辖区内加征“身丁钱”。北宋统一后，南方各地仍延旧制征收。其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在此年龄范围内不分主客户均须负担。各地税制也各不相同，如宋初，睦州每丁纳钱六百九十五文，处州五百九十四文，温州、台州两百五十文，苏州两百文，福州一百文；漳州纳米八斗八升八合，泉州、兴化军七斗五升；两广纳钱数百，输米一石。这一税制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被基本废止。但到南宋时，各地仍开征身丁钱，成为南方百姓的一项苛赋。
　　研究中国财税制度的历史，自然联系到著名的“黄宗羲定律”，这条定律对合并税种、简化税制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质疑——诚然，合并税种、简化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有诸种好处：提高税收效率、减少中途流失、限制各级政府官吏浑水摸鱼滥征科配，一定程度上确能减轻民众负担。但是税收合并也意味着减少税种名目——其实这些税种并未被裁撤，只是被纳入主要税种后一并收取罢了。随着时光推移，人们自然而然“忘了”今天的“正税”中包含了以前的各种杂税，一旦政府收支不足，便会试图恢复“消失”的旧税种、增添新税种。而事实上，比起合并税种前，纳税人的负担又加重了一层。无疑，五代和宋时的“身丁钱”制度便极好地证明了黄宗羲的这一论点。
　　“黄宗羲定律”的另一个典型事例体现在明代的“一条鞭法”。明代差役中最为普遍繁杂的是“均徭”，包括按民户丁粮多寡派充的各种经常性杂色徭役（粮长、里甲等正役除外），以及杂项劳役的折价。均徭分力差（应役户出劳力，也可雇人代役）和银差（应役户纳银代役），以人户的丁、田为根据，照里甲编等轮派。其中的银差，显然含有人丁税的性质。到了明朝中后期，税赋名目越加繁杂，越发不利于征发和收取，也在无形中给地方官吏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改变上述弊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政府依大学士张居正的提议，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其主要内容在于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一条鞭法大大简化了税收名目和征收手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较大地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一条鞭法并未取消丁赋，改革之后，丁银与田赋仍为两个税目，无非是合并缴纳而已。遗憾的是，由于受到重重阻挠，“一条鞭法”并未完全实行，且在明朝晚期内乱外患频繁，政府忙于筹集粮饷经费，不断开征新税种（著名的有号称“三饷”的辽饷、剿饷、练饷），将“黄宗羲定律”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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