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第二现代世界的简要分析。
　　为了更为妥切地理解第二现代世界，我们有必要对贝克等论者所揭示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做一番比较简要的分析。
　　贝克所谓的“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即第二现代世界），首先是一种“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过程。在贝克看来，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封建社会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即“自反性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且另一种现代性（即风险社会）也正在形成之中。[19]根据我个人的分析，贝克和吉登斯等论者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论点是颇为犀利的，因为他们洞见到了作为第一现代世界之后果的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所具有的自反性。因此，按照他们的观点，第一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乃是一个前后自然接替的过程，其内在逻辑便是第一现代世界必然会导致第二现代世界的产生，而第二现代世界的存在则必定会消解或否弃第一现代世界。套用贝克的话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两个方面：即将开始一种新游戏；老游戏的规则和基本概念不灵了，尽管人们想继续保留老游戏。老游戏本身尽管头衔很多，比如‘民族国家’、‘民族工业社会’、‘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等等，但是终究行不通了。”[20]
　　再者，贝克所谓的“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即第二现代世界），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过程。贝克指出，一方面，工业社会胜利以后，文明的建构和人类的决策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在政治上应对这种由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则会产生一种共同命运的经验。换言之，由于现代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自我毁灭性，所以人们通过政治上回应这种文明所具有的自我毁灭性而加深了命运的共同性体验。而另一方面，生态危机意识可以在人们惊慌和神经质的情绪爆发过程中突然转化为针对群体和其他事物的暴力，给人类、动物或植物带来无限的威胁。然而，这种命运的共同性体验连同那种被制造出来的无限威胁，会唤醒一种有可能消除人类、动物和植物之间界限的普世性日常生活意识。据此，贝克认为，危机促成社会，而全球危机则促成全球社会。[21]沃特•阿核特贝格也明确指出，事实上，作为“自反性现代化”的第二现代世界意味着全球化，因为贝克所说的那种风险的范围极大，它们不再局限于一定的规模之内，既不受地理因素的约束，也不受时间或社会因素的限制。[22]
　　贝克所谓的“风险”，意指的乃是完全为人类感知能力无法企及的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放射性、毒素和污染物，以及伴随它们而在的短期或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所导致的乃是一种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一般来讲，这种伤害也是不可见的。[23]就“全球风险”而言，贝克认为有三种：一是由富裕所引起的生态破坏以及科技-工业危险；这种全球风险包括因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引起的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以及基因技术和生殖医学等无法预见且无法衡量的后果。二是由贫穷所引起的生态破坏以及科技-工业危险；这种全球风险包括由于贫困引起的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有毒工业垃圾的进口和被淘汰的重大技术的引进，等等。当然，由富裕和贫穷所引起的上述全球风险，都属于因应用有漏洞的预防措施和安全规范而产生的正常性危险。三是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引起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自我毁灭的危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它们不仅在正常时期会引发潜在威胁，而且在非常时期也会引发区域性和全球性自我毁灭的危险。[24]当然，这些不同类型的全球风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补充和相互强化的。比如说，一个处于贫困不断加剧的国家会把环境资源开发殆尽，而这种国家在绝望的时候，则有可能会采取军事手段攻击并掠夺他国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转而求助于“最后的武器”——发展其自己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核武器或化学武器工厂，目的则是用灭绝来威胁邻近的地区或者城市。[25]因此，这些全球风险有时候会关涉到普遍环境利益与个别国家在主权领土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甚至不能排除这些生态争端上的紧张关系会升级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26]
　　贝克和吉登斯等论者都把上述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称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或fabricated uncertainty）。这种风险完全不同于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前的风险，因为作为第一现代世界的工业社会的风险，基本上是一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经由风险评估和风险演算而得到确定并可以为人所感知的所谓的“未预知的后果”。但是，第一现代世界所信奉的科学理性在面对第二现代世界（即风险社会）中的大规模风险时，则变得无能为力了，因为这种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最为糟糕的是，甚至那种被视为可能性最小的情况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事实。[27]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社会概念意味着：第一，风险既非毁坏亦非对安全的信任，而是一种“虚拟的现实”；第二，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下行为的参数；第三，风险以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文化定义和生活标准勾连在一起，而这涉及到了“我们想怎样生活”的价值判断；第四，“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表明国家-政府在控制这种风险方面的能力匮乏；第五，第二现代世界中的风险概念关涉到知识(knowledge)和无意识/知识不及(unawareness/non-knowledge）的某种特殊综合；第六，新的风险类型有可能同时是个人的、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28]第七，日常的认识遮蔽了这种风险所具有的危险的传播和活动，因此知识与风险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着差距；第八，风险社会的概念消除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29]显而易见，第二现代世界中的风险社会概念极其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三个尖锐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有害技术无处不在的问题以及化约论科学研究的缺陷问题。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二者的风险不同，而在于这两个世界因此而在运作逻辑上的区别。在第一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被颠倒了过来：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取代了财富生产和积累的逻辑，而成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一如贝克所指出的，在风险社会中，那些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因为第一，第二现代世界中的风险在认知过程中是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削弱的——亦即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因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界和法律界在其间也就拥有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第二，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受国家边界之限制的——这种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风险社会乃是一种世界性的风险社会；[30]第三，虽然风险的扩散并没有完全否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但是它却致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随着对工业社会自身释放出来的风险所进行的经济发掘，工业社会引发了风险社会的产生；第四，就阶级和阶层地位而言，存在决定意识，但就风险而言，则是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在这里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因为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必须在一种有关风险知识的起源和扩散的社会学理论中予以阐述和分析；第五，从社会学理论所认识的这种风险，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因为避免和治理这些风险的活动有可能会涉及到对权力和权威的重新认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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