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非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与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
　　毋庸置疑，对当下“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乃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认为，我们绝不应当止步于对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因为这一努力尚无力使我们洞见到非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与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无力使我们洞见到支配关系在不同时空间的区别，尽管上述各种支配关系在性质上确实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在我看来，就这个问题的讨论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对当下“世界结构”之支配关系的强制性质的揭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及其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在我看来，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参与的“世界结构”与此前的世界结构一样，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都具有特定的支配性，尽管当下的“世界结构”无论是在内部构造上还是在支配性上都更为复杂（我将在后文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前的“世界结构”中，由此一结构生成的“现代化思维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中国未来的想象。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这种支配不尽相同，当下“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或“裹挟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这种支配乃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总而言之，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最后，强制性支配关系的表现方面。
　　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我在上文揭示出的那种强制性的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于这种世界结构在允诺经由市场经济的方式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致优化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处于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缘化地位——其手段便是根据种种凭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确立的发展水平或GDP等指标来判定中国所处于的经济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一些颇具影响的领域当中，那些经由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些根据西方国家地方性知识而形成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而正是透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价值，也在“世界结构”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毋需讨论甚或不容质疑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其结果便是根据种种凭西方现代性而确立的民主平等或宪政法治等指标来判定中国所处于的政治文明阶段。二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众所周知，因冷战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之间确实发生了高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其结果便是根据种种凭消费主义而确立的时尚或流行等指标来判定中国文化所处于的高低或雅俗阶段。
　　综上所述，中国自20世纪末经由改革开放而进入的或被裹挟进的“世界结构”，乃是一种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的支配关系，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一种并非依赖中国“共谋”而根据中国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三、中国置身于其间的“世界结构”：两个世界（二）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上文的分析只局限于对“世界结构”的一般性探究或这种结构所具有的强制性支配关系的表现方面，所以仅依凭上述分析还不足以洞见到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结构对中国所可能具有的真正实质性的具体支配。在我看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除了前文所述的那种强制性的支配关系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它因“全球化”话语的建构而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因为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它对中国的强制性支配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首先，“世界结构”的双重性：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
　　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建构乃是与冷战时代的结束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展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球化”时代并不象一般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对既有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边界形成了冲击。因为我认为，“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在“全球化”对既有的国家制度或边界形成冲击的同时，它还致使“世界结构”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延续或展开，而是建构出了两个不尽相同的世界：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
　　所谓第一现代世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工业-民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展过程，而其主要表现形式，一如前述，乃是经济、规则制度和文化方面以跨越国家边界的方式在“全球”的展开。而所谓第二现代世界，则主要是指乌尔里希•贝克等论者所说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17]套用贝克以日常语言对第一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所做的明确界分：“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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