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践与宪政操练
贺卫方：如何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在过去看起来没有办法触及的政治性问题，如何统一法律，如何解决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和民主之间的紧张，这都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半个世纪是有
宪法的，但是基本上没有宪政，我们缺乏宪政的实践和宪政的体验，如何通过司法的诉讼解决
宪法上的冲突，
宪法权利是什么，当一个人的
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得公正的救济？就现状而言，在普遍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我们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
宪法的层面上现在还没有太大的起步。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种制度建构的可能，那就是，是否可以逐渐地将越来越多的政治纠纷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法院或者司法的模式解决政治冲突？这当然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启发。同时，所谓司法权的全球化扩张，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正是司法权对于政治纷争不断扩大的介入。我们知道，权力分立格局下总需要对于三者权力的界限进行合理的划分，司法权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到行政和立法权的运行过程中，这里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紧张。如果司法除了解决纠纷、处理案件外，还在实际上制定规则，那么就很可能导致权力分立原则的解体。在这里，我们可能有必要提出
宪法和法律的解释问题，到底哪个机构有权作解释？比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在一国两制模式之下，如果法律解释的基本模式发生变化，实际上就意味着法律本身发生了变化，普通法的模式之下最终解释者是法官，立法者只管提供法律规范，这是普通法的传统，我们已经许诺香港法律50年不变，但是解释方法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它的法律就要发生变化。
苏永钦：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冒名入学的案件，认为冒名者侵害了被冒名者的受教育权。在台湾我们会把它归类为人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
宪法是规范统治者的，不是规范被统治者，可是人权规定除了限制统治者以外，也代表一些基本价值，因此如果人权的规定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完全被忽视，仍有可能产生价值的矛盾，所以让宪法人权某种程度也适用在人民之间，久而久之，
宪法就可能深入到整个法律体系，整个法律体制都被
宪法化了。但一般来说，用在私人之间，总是要到
宪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而且这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所谓直接或间接效力的问题。我们的法官现在也蛮喜欢在民事案件里谈到
宪法如何保障生存权或者工作权，用来解决单身条款或竞业禁止条款的契约法争议，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可是在适用
宪法的方法上还没有把握，所以这刚好也是台湾违宪审查的新课题，怎么样让普通法院法官适当地把
宪法用在民事案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