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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回应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现状，我们创办了《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其目的就在于以一种平实的态度去实践一种阅读经典与批判经典的方式。当然，在践履一种研究性阅读与研究性批判的同时，这也是在试图建构一种进入大师思想和开放出问题束的方式或者方法，亦即那种语境化的“个殊化”研究方式。其中，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的内在逻辑或理论脉络，乃是这种方式或者方法的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我所主张的这样一种对每个西方论者的思想进行“个殊化”研究的学术取向，在根本上讲，乃是以明确反对如下几项既有的或流行的误识为其前提的：第一，明确反对那种要求在阅读或研究西方论著的时候以西方自身所“固有”的问题脉络为前提甚或为判准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误设了这样一个前设，即西方有着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脉络，由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是可以被复制或还原的，而且是能够被我们完全认识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试图以西方“固有”的问题脉络为依据的“还原式”阅读设想或努力，乃是以阅读主体可以完全不带前见地进行研读这一更深层的误识为其基本假定的。第二，明确反对大而化之的“印象式”言说西方思想。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整体的西方思想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以各自特定时空为背景而出发的每个个体西方论者的思想。第三，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明确反对以笼而统之的方式谈论所谓的一般“问题”，因为不同的西方论者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空间中对于“相同”的理论问题可能持有极为不同的、甚至相互紧张的观点，更是因为这些所谓“相同”的一般问题在不同时空的论者那里实际上已然变成了不同的问题。第四，明确反对那种所谓人有能力不带前见、进而可以不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阅读西方的方式。由此可见，我在这里所主张的乃是一种明确承认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个殊化”研究方式，亦即一种以研究者对于“中国”当下情势的“问题化”处理为根据而对西方法律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逐个分析与批判的研究路径——尽管这种思想根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这项新的“知识拓深”事业，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然发展为今日之三绪：一是《法律科学》杂志设立的“西方法律哲学书评”之专栏，复为《河北法学》“西方法律哲学论著书评”之专栏的建立，三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的出版。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个殊化”西学研究之成果将汇流成为一种新的结构性的研究思潮，一种能使中国学术真正意识到自身之存在、认清自身之存在、并自觉建构自身之存在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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