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本文是作者1997年读硕士期间提交的课堂作业。
Alan Watson ：《法律移植论》，贺卫方译，《比较法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例如，作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的普罗泰戈拉就是法律移植的反对者――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当人们意见分歧时，没有客观依据判断谁对谁错。这样，不仅取消了法律移植的可能性，而且在根本上就否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由此出发，他走上了维护法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道路。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１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７页。
同前引。
同前引，第６页。
同前引，第一编第二章。正象没有在所有方面都相同的国家一样，如果考虑所有的细节，也没有两个国家的政体完全相同，但必是基于一些相同点，孟德斯鸠才可以把政体分为三大类吧。
Ｅ．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２页。
同前引。
罗斯科·庞德(Rosco Pound)在论及法律史的“人种学解释”时，批驳了夸张种族成分在决定法律发展进程和形成法律制度中的影响，强调“模仿和联想”，以及创造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参见Rosco Pound：《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邓正来校，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页。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１页。
弗里德曼 ：《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页。
梁子：《格雷．多西及其“法文化”概念 》见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 １９９４年版 第２４０页以下。
R.Merton :“Insiders and Outsiders” ，1968,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Enlargededition .N. Y.: Free Press. 默顿彻底批驳了这种观点。 参见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载《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湾 １９８２年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