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意识形态上，宗法意识的空前膨胀，加之其与自然经济意识、皇权意识等相结合，进一步挤压了人权一类观念发展的空间，造就了中国人权观念先天不足，后天脆弱的状况。中国古代文明的早熟带来的后果是“本来应当打破的父系血缘纽带的宗法家族结构大大膨胀起来”。每个人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作为父子、兄弟、男女、夫妻的血缘身份。宗法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长、族长成为家庭的代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与臣民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君主与家长、族长的关系。”这些身份关系又是宗法家族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这种关系还主要以人身依赖和依附、一方的单向绝对服从的形式表现出来，“压抑了人们的私有观念，平等观念，交换观念，价值观念的正常发展。”[15] 最终冲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精神、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所苦心经营的，可以呵护人权概念和观念健康、正常成长、发展的堤岸。
　　以上原因，是从主体方面来找寻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人权事实的理由。而“从治国方面的主张来看，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是礼法政治，而不是约法政治。”[16] 礼不是权利义务界限的凭据，而是人们无讼无争，和谐合一的工具。人们服礼是主动的，而不是约定的。礼也是可以为人所好的，即所谓“富于好礼”，故有：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义务为本位也就是在这句“克己复礼”的意义上而言的。而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仁”的标准的贤者，就是社会合格统治者人选——“内圣外王”就系此种礼法政治的精义之一。而且，这种理论思维也是从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或统治（制）与服从关系着眼的，也就是说，在不改变极少数人掌权的事实前提下，设法使掌权者克己奉公，保国爱民。而这种事实前提，似乎已经为人权概念及其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前预备了一块不毛的盐碱地。
　　那么，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人权思想而无人权概念、人权制度的现实。如何避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评头论足，而是实实在在摈弃谬见，正心诚意地继承并批判传统，开出新义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于当今发展中国人权理念、建设中国人权制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其一，克服传统民本学说的弊端和局限，开出民本论之新义，赋予民权哲学在当下社会可操作的制度内涵，即“讲民之本而非君之本，讲自本而非他本”、“以民权为政治上民之所本”、“民权本于德性，德性统摄权利”、“民性养于制度、民权存于社会”等。[17] 更为重要的是，使“民本”思维与“人本”思维更为内质地契合在一起，让“民”不再成为与“官”相对称的概念。让“民”与“人”合一，成为世界的本位，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人”永远有一席之地。“人是主体，人是本位，人是目的，人是标准，人是关键，人是价值的本源和前提，人应当独立、自由和具有完全的人格，并且走向自由和完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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