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书》中，适用刑罚不仅要区别犯罪动机、犯罪故意，区分累犯与偶犯，而且也注意区分主犯、从犯与胁从犯：“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78] 。对首犯或犯罪团伙中起主要作用的首要分子，要打击、惩办、消灭；对从犯或胁从犯则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那些沾染上歪风邪气的违法者，允许其改恶从善，弃旧图新。
(4）邮罚丽于事，有旨无简不听
这是罪刑相应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礼记•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伦。邮罚丽于事。”（邮，责备；丽，附着；邮罚丽于事，就是说，责罚要根据事实）天伦就是天理、天道，在法的领域就是中德的法精神。可见，刑当其罪、罪刑相应是符合中道法思想、法精神的。做到刑当其罪，罪行相应的前提是掌握犯罪事实、犯罪证据。如果仅仅存在犯意，犯罪意图或意示表示，而没有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有旨无简”（仅有犯意而无犯罪事实）那就不构成犯罪，就不应该实施刑罚。可见，《尚书》是不主张思想犯罪的。
由于准确的定罪量刑需要详尽明白的犯罪事实、犯罪证据，所以《尚书》主张在诉讼过程中要“两造具备”[79] 以便“中听狱之两辞”[80] ，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中，查寻事情的真相；主张司法官在审判艺术上要“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81] 根据当事人在提供供词时言行举止上的变化推断其供词的真假；主张在审判结束后仍然“简孚有众，惟貌有稽”，[82] 将证据拿到群众中验证核实，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主张既使完全掌握了犯罪事实，也还要在心中反复权衡一段时间，确定无疑后，再依法定罪量刑。[83]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法不滥施，刑当其罪，罪刑相应。
（5）罪疑惟轻，数罪并罚
刑当其罪、罪刑相应是《尚书》里刑罚适用的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犯罪事实变化无穷，而
刑法中的条文规定却甚是有限，罪与刑之间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罪疑惟轻”就是《尚书》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的处理原则。《尚书•大禹谟》规定：“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就是说，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应当比照其在法律上最相类似的犯罪从轻处罚，这样做是符合上天爱民的天道的，因此，与其让刑罚滥及无辜，就不如让刑罚稍偏中正，利及犯人。当然，“罪疑惟轻”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宽大处理，它有着自身的规定性。“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84] 犯罪事实不适合适用五刑的，就适用五罚；不适合适用五罚的，就适用五过。这就是“罪疑惟轻”的内在规定性。“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其审克之”[85] ，对疑狱的处理方法是宽赦，但首先要调查、核对清楚疑狱的真实性。
《尚书•吕刑》通过“虐刑”与“祥刑”的分类，抛弃了殷商“丽刑并制”，一罪数罚的刑罚制度，主张“其刑上备，有并两刑”[86] 的数罪并罚制度，这可能是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源头吧。
( 6 ）罪不相及，罚弗及嗣
尧舜之道，“罚弗及嗣，赏延于世”[87] ，废父兴子，殛 而任禹，赏罚各从其实，为后世称赞。夏桀、商纣“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88] ，“自绝于天，结怨于民”[89] 。结果身死国亡。可见，“罚弗及嗣”是天道所在，人心所向。有鉴于此，武王灭商之后仍然册封纣的儿子武庚为国君，周公摄政相成王时，三监作乱，周公东征。杀管、囚蔡、废霍，但对蔡候的儿于蔡仲却仍因其敬德而命为诸侯。武王、周公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罚不及嗣”的精神，荀子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古者刑不过罪，爵不踰德”, “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因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90]
2 、必刑必罚的一面
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社会等秩序，片面强调慎刑慎罚，哀矜折狱自然难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尚书》强调慎刑慎罚，一方面是在刑罚运用上的“明德”“保民”思想的落实，另一方面又是对殷商恣虐用刑的一个批判，其目的仍然是有效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使得国运永祚。是以，《尚书》中的慎刑慎罚不是无原则的绝对的慎刑慎罚，而是在必刑必罚前提下的慎刑慎罚，对那些危害统治秩序、动摇统治根本的违法、败俗、犯罪行为，《尚书》是主张坚决惩处，决不姑息的。所谓“凡作刑罚，轻无赦”[91] 表达的正是这一意思。
必刑必罚同慎刑慎罚一样，都是符合“中德”法精神的，它是维护统治秩序保证“中德”实现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在《尚书》中，违法犯罪、败常乱俗的行为是“三细不宥”的，对这些行为进行综合，大致可概括为下面四种：反抗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破坏宗法制度的行为；渎职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直接、严重危害宗法君主统治的首恶行为，必须加以遏绝，给予无情的打击。
(1）寇攘奸宄罪、杀人越货罪
《尚书•康诰》载：“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冠，本是强盗，攘，是盗窃，奸宄，内乱为奸，外乱为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那些故意的犯罪，如抢劫、杀人、盗窃、内乱、外乱罪，一律斩尽杀绝，决不宽大。而这些犯罪正是严重威胁人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动摇社会稳定根本的犯罪活动。《盘庚中》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灭之无遗育”表达的正是同一个意思。
(2）不从王命、军令、教令罪
《尚书•汤誓》载：“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悠赦”。即是在宣布军令军律后，如果不服从军令军律，出征将士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律杀戮无赦。
本来，以刑弼教、先教后杀是《尚书》中刑罚适用的主要原则，但对那些教而不化的犯罪分予只好用刑罚去制止他们犯罪。周公说：“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92] ， 对不听我教令的人，我不会去怜惜他们，赦免他们，只好“事同于杀”。周成王对周公遗泽亦有发挥：“有弗若于尔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93]
（3）不孝不友罪
《尚书•康浩》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之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之，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天作罚，刑兹无赦。”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伦理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治关系是同宗法伦理家庭关系合二为一的，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宗法关系中，每个人非父即子，非兄即弟，人伦关系可浓缩为父子关系（上下辈）、兄弟关系（同辈）。父子兄弟关系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向外延伸，便可织出整张宗法秩序之网。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就是宗法秩序的稳定，其根本就在于父子、兄弟关系的稳定、有序。所谓“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94]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95] ，在宗法政治社会中，不孝不友就是“元恶大憝”，是最严重、危险性最大的犯罪，必须“刑兹无赦”。正因如此，周武王在牧野誓词中才将“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不迪”[96] 列为殷纣首恶，作为自己代天行伐的理由。也正因为如此，不孝罪才一直是各代封建王朝法典中的十条重罪之一。
还有，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尚书》中的孝悌观与后世有所不同。在《尚书》 中，父慈与子孝、兄友与弟弟是对等的，互为因果的，不同于后世片面强调孝弟而忽视慈友的孝弟观。在《尚书》中，父之不慈，兄之不友，同子之不孝、弟之不弟一样，都是破坏宗法秩序的犯罪，都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墨子说：“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比又天下之大害也”[97] 。
由上可知，无论是慎刑慎罚还是必刑必罚，其实都是法律“时中”精神的运用，其目标都是一致的，都在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在于使人人达于“中德”境界的大同理想，而其区别则在于因客观形势、对象的不同而采用的稳固统治铁序的方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