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人”与“任法”并重原则
刑法祥、虐的区别在于刑罚的适用是否符合中正的法精神，而能否在适用刑罚时贯彻中正的法精神，使刑罚成为祥刑，成为德政的一个有机部分，则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本性的善恶、道德修养的深浅与素质的高低。《尚书•吕刑》曰：“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胜，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构成祥刑的三大要素中，选择贤明的司法官是第一位的，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司法官贤明，第二，第三位的敬刑慎罚、罪刑相应、适度就会自然而至。
前面说过，“中德”法思想的理想政治法律模式“皇极”君主主义要求德称其位，人称其职，“王位在德元”。在这种致思趋势下，《尚书》明确提出“后非贤不乂”[67] ，“股肱惟人，良臣惟圣”[68] ，将贤臣当作君主的手脚四肢，不可或缺，其求贤若渴之心可想而知。正因为臣是君的补充与延伸，是以，在不同的岗位的臣同样必须具备与其位相适应的德与能，做到德称其位，人称其职。《皋陶谟》中的“九德官人法”，《立政》篇中的“克用三宅三俊”擢士法，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
同治事官、牧民官相比，执法官更需要德才兼备之人，因此《尚书》强调要任用“吉人”（道德高尚者）、“哲人”（有才智之人）掌管刑罚，强调“惟良折狱”，因为“惟良拆狱，罔非在中”[69] ，只有德才兼备的司法官才能够实现法律的中正、正义。可见，“惟良折狱”并不是废弃法律，轻视法律的作用，也不是司法官随心所欲，以一已私意为法，“惟良折狱”的目的就是使刑罚“在中”，也就是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实现中正的法律精神。法律的永恒正义只有以中用法才能实现，而能做到以中用法的也只有德才兼备的贤良司法官吏，只有他们才能够深通中道精神的精髓，才能够在复杂多变、变幻无穷的法律实际事务中落实、贯彻中道的法思想、法精神，实现永恒的法律正义。所以说，“惟良折狱”所主张的不仅不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官的随心所欲，以一已私意为法，而是恰恰相反，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官们完全摒绝自己的个人意志，秉遵天理、天道、正义，以中用法。“惟良折狱”、“任人”所强调的只是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的最佳结合，是依法而又不受制于法的法律思想，它所要实现的终极目的是高于人世现实法的理想法即天理、天道、法律正义。这一思想，后人亦多有阐发。[70]
德才兼备，肩负实现法律正义重任的贤良司法官应该时刻“敬忌，罔有释言在身，惟克天德”。[71] 这也就是要求司法官每时每刻郁要敬德慎罚，避免罪与刑之间有任何的差错出入，有负大公至正的天德。
在司法官德才兼备，用法以中的前提下，《尚书》主张司法独立：“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是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72] 君主的职责就是求贤任贤，使贤能在位，德位称应，遴选“吉士”“哲人”以充司法官，至于具体的司法操作就不该干预，保持司法独立。这一点在周成王授职君陈时表达得更为明确：“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辞；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73] 。中道高于王令，司法官应该坚持司法独立原则，从道（中道）不从君。
“惟良折狱”在《尚书》中一个反证就是“非佞折狱”，佞人折狱自然会带来倚仗权势掠财夺物，司法专横，滥及无辜等等一系列恶果，是使刑罚失去公正、成为“虐刑”的主要原因，为此，《吕刑》规定了对司法官“五过之疵”的处罚。“五过之疵”是司法官的五种过失，它们是“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即官官相护、私报恩怨、庇六亲护友、索贿受贿、受人请求这五种有违司法公正的丑恶行径。司法官吏只要犯有其中之一，就与罪犯同罪，受到同样的处罚。也正因如此，《吕刑》才正面告诫司法官吏“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贷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即司法审判要公道中正，不要故意偏听偏信，不要贪图罚金，否则激起民愤，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惟良折狱”不是有法不依，而是依法但又不受制于法，是追求刑罚“在中”的一种理想方式，它看重的是司法官吏的品德，才能、素质，是司法者的主现能动性。《尚书》在司法原则上不仅着重司法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也强调法律的恒常性、权威性、规范性。《康浩》篇云“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接着又云，“汝陈时臬，事罚，弊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这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法律明文宣告，司法官吏在司法审判、定罪量刑的实践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己公布的法律（殷法）依法办事，使得刑当其罪，而不要使自己的一己私意参与其间，更不可以以自己一己私意为轻重，出入人罪。这一原则由周初发展到周中叶，便是《吕刑》中的“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由此可见，“惟良折狱”，与“殷罚有伦”、“匆替敬典”都是符合《尚书》中德法思想的精神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刑罚“在中”、实现法律的永恒正义。
（三）慎刑慎罚与必刑必罚相兼顾原则
上文说到，“以中用法”是《尚书》“中德”法思想的法律方法论，它强调的是中正用法，“时中”用法，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是归罪还是不归罪，罚还是不罚，轻罚还是重罚，其标准都是中道，其目的都是使人们最终趋于“中德”、“民协于中”。正因如此，《尚书》在法律原则上才主张赦可赦、刑可刑，慎刑慎罚与必刑必罚相兼顾。换句话说，《尚书》在法律原则上有慎刑慎罚的一面，同时也有必刑必罚的一面，下面分述之。
l 、慎刑慎罚的一面。
（1）哀矜折狱
这是司法官吏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心理态度。司法官吏在司法过程中，要将臣民有罪当作自己有疾病一样，即使得其详情，也要哀矜而勿喜，本此心以断狱，便可以罪刑相当，在不失中正法精神的前提条件下，宽宥罪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狱成而孚，输而孚”[74] ，无论是原判还是改判都可叫人心悦诚服，起到以刑弼教的目的。
（2）教而后杀
刑以弼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75] ，先教后杀，在刑罚的运用中融入教化的精神，起到劝民向善趋德的作用，这一法律原则得到周朝统治者的极度重视和实际应用。《尚书•多士》曰：“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刑有罪、释无辜，无论是加刑还是减刑，慎罚还是必罚，其目的都是为了劝民为善。正是在这种以教化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周朝统治者才对那些“迪屡不静”、“心未爱”、“屑播天命”、“自作不典，图忱于正”[76] ，即不敬天遵命，违法犯纪、兴风作浪的犯罪分子，极度损害统治秩序的异已分子，也先“教告之”、“战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77] ，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发文告对他们进行教导，在他们叛乱时也只是讨伐、捕捉、囚禁他们，并不滥施刑戮。只有在他们执迷不悟、教而不化的时候，才“大罚殛之”，施以重罚。《周礼•秋官》中的“以圜土聚教罢民”制度和“以嘉石平罢民”制度可算是这种注重教化、先教后杀的法律思想的最好注脚。
（3）、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这句话出自《尚书•尧典》，意思是实施刑罚时要详究罪犯的主观方面，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明晰罪犯对所犯罪刑的态度，弄清犯罪动机，从而有所区别的实施刑罚。对过失犯罪宽宥赦免，对故意犯罪，尤其是有恃无恐且坚持犯罪立场的罪犯要严惩不贷。《尚书•康浩》对这一思想作了发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罪厥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一个人犯了小罪，不是无意的过失，而是经常的故意犯罪，那么即便他的罪行较小也不可不杀；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但却是由于非他意愿的过失所造成，而且罪犯能够主动坦白罪行，不是不肯悔改坚持作恶的惯犯，那么这个罪犯就可以宽宥不杀。这说明在当时的犯罪理论上已经认识到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偶犯与累犯对社会的危害性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在适用刑罚时要区别对待，“原情定罪”。故意犯罪、累犯惯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应该严厉打击；反之，过失犯罪、偶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故可宽赦。这就是《尚书•大禹漠》中的“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