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尚书》“中德”的法思想的法律目的就在于“刑期无刑，民协于中”，在于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臻达“中德”的至善之境。
四、“中德”法思想的法律方法论
“中”，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产生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仲康之世，曦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以干先王之政，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40] “中”的思想大约滥筋于此。可见，中道的方法论原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运用到政治、法律领域的实践之中。
前面在探讨“中德”的概域时曾经说到，中即是德，时中也是德，“中德”涵盖着中正、中和、时中等方方面面。在《尚书》“中德”的法思想中，以中用法就是其法律方法论原则。《诗》云：“不刚之柔，布政优优”，《牧簋铭》云：“毋敢不明（训勉）, 不中不井（型或刑）”，《叔夷钟铭文》有“慎中其罚”。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以中用法的必然性，说明“列用中罚”，以中作为法详实施的原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有着非常肥沃的历史与现实土壤。
《尚书》尤其是《周书》中，中刑、中罚已成为确定不移的法律方法论原则。《洪范》九畴中的第六畴“乂用三德”则是这一原则具体适用的最佳范例。
《洪范》 篇“乂用三德”章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蔡沈在《书经集传》释曰：“正直、刚、柔、三德也。正者无邪，直者无曲。刚克柔克者，威福予夺，抑扬进退之用也。强弗友者，强梗弗顺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顺者也。沈潜者，沈深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冗明爽，过乎中者也。盖习俗之偏，气禀之过者也。故平康正直，无所事乎矫拂，无为而治是也。强弗友刚克，以刚克刚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潜刚克，以刚充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刚也。正直之用一，而刚柔之用四也。圣人抚世酬物，因时制宜。三德乂用，阳以舒之，阴之敛之，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所以纳天下民俗于皇极者盖如此。”这就是说，人的品德秉性大概可分为三类：正直、刚、柔。正直的品德秉性与“中德”的要求相吻合，刚与柔刚偏离了“中德”的轨道，或者“过”或者“不及”。“乂用三德”就是根据各个人的不向的秉性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地施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具正直之德者，因其思想行为与“中德”的要求密合无垠，故可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具有“强弗友”、“高明”的刚德者，则可以根据时空条件的不同，或以刚克刚，或以柔济刚；同样，对于具有“沈潜”、“燮友”的柔德者，也该根据客观形式的不同而以柔制柔，或以刚补柔。总之，“乂用三德”，无论是顺其自然，还是以刚克刚，以柔制柔或者以刚补柔、以柔济刚，其总的方法原则都是“阳以舒之，阴以敛之，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最终目的都是“纳天下民俗于皇极”,都是轨范天下万民于中道。“乂用三德”的方法论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道方法论，它所体现的正是“惟义所在，惟变所适”，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统一的中道精神。可以说，“乂用三德”，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是强调根据主体不同、客体不同、主客现条件的不同而适用法律，这正是以中用法这一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具体诠释。
“中”, “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41] 既包括形上的层面，以其为存在，为体；也包含有形下的层面，以其为行为，为用。“中”落实到法思想层面上，则主要指“唯变所适、惟义所在”的用，概言之，就是“时中”。“唯义所在”指的是法律的创立、实施、遵守应该以“义”——“中正”这一法律的永恒正义为旨归，“惟变所适”强调的是为了实现“中”这一永恒的法律正义所该采取的方法论原则。“唯义所在”是目的，具有原则性，“惟变所适”是手段，具有灵活性。“时中”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这在《尚书•吕刑》中表述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法律的制订及实施，其目的不外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是以立法、司法上的宽、严、轻、重、缓、急都应该根据客观形势的实际需要而定，便之最大限度地同时代要求相契合。这种立法、司法思想就是“刑罚世轻世重”。
“刑罚世轻世重”这一立法、司法精神不仅在《尚书》中得到彻底的贯彻，而且也为儒、法各家所认同，并且还在中国立法史上得到真正的实现。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侧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42] 法家早期代表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43] 法家集大成者对此加以阐发：“故治民无常，惟治与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44] 人类法律史表明，“法与时转”、“治与世宜”、“刑罚随时轻重”实在是立法和司法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原则，有着永恒的价值。
如果说“刑罚世轻世重”侧重的是立法、司法的大原则，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整体的刑罚适用的轻重趋向，具有宏观性；那么，“轻重诸罚有权”就是个案的处理原则，具有微观性。“权”原来指的是衡器上的锤，它可以随着所秤物体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45] 通过锤（“权”）的移动可以使得所秤物体的重量与秤杆上的刻度对应适宜，无偏无枉。进入法律领域后，权作为司法用法的方法、原则，可以实现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合度、平衡、适宜。“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46] “权”就是通权达变，是不拘泥于常道（“经”）的“变”，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惟变所适”。然而，“权”并不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变”，“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47] ，行“权”应该有道，在“可以然之域”中，行“权”应该遵守某种原则，即应该“惟义所在”。“执中有权”是对行“权”之道的浓缩概括。“有权”是为了实现中道，是实现中道的唯一方式，实现中道必须“有权”，与此同时，“权”必须以“中”为指导，以“中”为参照系，“权”的活动不得超出“中道的范围”。“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意思。
“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句话里蕴藏着的法思想及其丰富：1、“齐”指的是罪刑相应，罪刑法定，“非齐”指的是罪与刑不相应，同罪异罚，罪刑非法定，“齐非齐”者，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的有机结合是也。2、“齐”与“非齐”，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其存在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是“有权”的刑罚原则的实现方式。3 、“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无论是“齐”，还是“非齐”，是罪刑法定还是罪刑非法定，其实施都必须符合原则（“伦”、“要”）、符合中道，实现中正的理想法精神
“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中道法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立法、司法、守法三位一体上的“执中有权”。这一法律精神贯穿《尚书》 始终。“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48] （刑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罪，上下比照刑律来定罪量刑，仔细查明犯罪事实，依法处理，使刑当其罪）就是原则性的一面，罪刑法定的一面；而“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49] （重刑宜于减轻，就用轻刑处治，轻刑宜于加重，就用重刑处治）则是其灵活性的一面，罪刑非法定的一面。司法过程中它们两者的统一就是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的统一，就是“执中有权”。
晋张斐在其《注律表》 中写道：“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访，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便，皆所以临时观 ，……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50] 。张斐的这番话可算利是对“以中用法”、“执中有权”的法律方法论原则的诠释、阐发与推衍了。
五、“中德”法思想的法律本质论
《尚书》之“长于政”，说到底，讲的是维护阶级统治秩序，保持这种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之道。其法思想也是围绕这一点来展开的。正如前述，《尚书》，尤其是《周书》认为，最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原则和统治方法是以德相标榜的“保民而王”，即民本位的君主主义。这种民本位的君主主义需要依靠“中德”的法思想来支撑，这正是中德法思想的本质所在。我们试以《洪范》为代表析论之。
《尚书•洪范》篇具有
宪法大典的纲领性质，向被视作是上天赐给世间人主的统治规范。[51] 洪范九畴，以其第五畴“皇极”为中心，为根本，以其它各畴为实现“皇极”这一中心目标的手段与方法，从而组构成一个有本有用、立体多维的“洪范”统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