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洋务运动：遭受冲击后“中体西用”藩篱中飞翔的科技之鸟
　　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时期”。尽管其本身的目的并非提倡科学精神，但客观上西方科技这只小鸟毕竟在还不算太小的“中体西用”藩篱中作了一通姿势优美的飞翔。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部分带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等。他们在“师夷之长以制夷”、“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不可偏废”的藩篱中允许科技发展：如改革科举、倡办学堂、购买并仿造西洋枪炮、兴修铁路、开采矿藏、派遣留学生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已经十分落后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要远比康、梁等人的维新思想逊色，并且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视科技为“奇巧淫技”反科学主义，实践深度要远高于戊戌变法，为后来“五四运动”中提出“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奠定了历史基础。
　　4、法制近代化运动：从思想冲击转向制度构建
　　主要是指从1902年2月清廷发布修律上谕、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开始，在沈家本主持的宪政编查馆的努力下，全面翻译、引进西方法律，修订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法律草案，从西方引进新型法律，推行司法独立、民刑分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典的法律引进和立法活动，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第一次巨大冲击后由破向立、从思想冲击到制度构建的初步努力。
　　四、简短的结论
　　尽管如此，思想解放与文化更新、文化再造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中体西用”的阴魂总是笼罩在人们心头，在“中体”的框架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蚀力之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思想先驱或许就蜕变成了明日的保守派，康有为晚年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不过为其中一例而已。这也许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悲剧，也许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这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话题。
　　在遭受第一次冲击以后，其后的五四运动以及60年后的中国对外开放等历史进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受的第二、第三次冲击事件，再次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超稳定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深受动摇，“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文化发展原理也逐渐深入人心。诚如老舍先生所言，“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16]而仅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所受的第一次冲击以及相应的历史结果进行考察，似乎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给国人无穷的启示。(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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