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文化的缺陷
　　（1）愚民政策。孔子明确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包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推行愚民政策提供了思想依据。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经义决狱”的法律实践则禁锢人们的行为，使之不得偏离儒家伦理规范。后来的科举与八股文，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皓首穷经、盲从迷信、思想僵化。纵有少数“智者”，也是要不然像嵇康那样遭杀身之祸，要不然似陶潜那样寄情山水，或者学郑燮“难得糊涂”，根本无法担当“公共知识分子”之重任，维护社会最后的良心。而广大民众从一出生下来就受者连续不断的愚弄。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没有改变儒学思想中的这种缺陷，而是为统治者提供了新的愚民花样。
　　（2）超伦理主义。宣扬“三纲五常”，主张崇古尊经，提倡中庸之道，反对革新与革命，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对女性，则更是从思想上、身体上（包括脚上！）进行禁锢和摧残。
　　在这种违反人性的超伦理主义文化土壤里，即便没有外来侵略与国内动荡，使封建经济相当的发展，是否就真的能孕育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诉求、进而产生个体权利意识、渐次走上法治道路，实在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
　　（3）天命论与反科学主义。宣扬“天”至大，“天命不可知”、“天命不可违”等，从理论上否定科学的价值；另外，仇视科技成就，认为那不过是“奇巧淫技”，主张“以奇巧淫技以惑众，杀！”，如此，长期阻碍着人们对科技的探索与自然科学的发展。
　　（4）反民主的政治观。尽管孔子、孟子著作也不时出现“仁义”一类的词语，后世政治家如魏征等也强调“水可载舟，水可覆舟”，肯定民众的工具性力量，但由于儒家肯定了“君权神授”与愚民政策的合理性，肯定了绝对专权、法自君出、刑不上大夫这种封建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合理性，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包容作为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主思想的。也正是由于儒家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因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史上，农民起义的最好结果也只是新旧王朝的更迭，并无民主思想的演进与政治制度的创新。
　　2、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特点
　　陈晓明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具有封闭性、求同性、直观性、超稳定性、亚节奏性的特点。[12]这些模式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由求同性向容异性、由直观性向逻辑性、由超稳定性向动态多变性、由亚节奏性向快节奏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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