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私力救济还可以克服经济上的障碍。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依赖于权利主体的实际能力和实际地位，需求转化为权利正是这样，如果需求主体本身缺乏“力量”，就不可能设定一个为满足自己需要的义务人，也不可能让这个义务人真实地履行义务。[13]村民遇到纠纷进入法院进行诉讼是要花钱的，按现在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民事案件原告至少要缴纳50元诉讼费用，而经济案件还要根据标的大小，按比例增加。对普通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成本。在基层法院工作效率较低，透明度不高且审判结果容易受到其他额外因素的影响下，许多村民是不会冒着“鸡飞蛋打”的风险选择诉讼。[14]（3）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维护。如前所述，在广大农村村民选择私力救济是一种传统，他们要保持“以和为贵”的传统习惯。这种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做法，也是一种成本的节约。乡土社会中一个重要资源是相互熟悉，即信息对称。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相互之间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充分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将会怎样根据自己行为做出反应。而打官司就是意味着某种关系的决裂，形成信息的不对称状况，这一信息不对称能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各种交往，增加日后活动的机会成本。[15]公力救济的供给不足。村民更愿意选择私力救济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是国家的司法途径或“公力救济”供给不足，或者可以说是由于国家司法权在农村的弱化。中国的广大农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16]尤其是在司法方面，国家的司法权还不能深入有效地渗透进农村，进入农民的观念中。这方面体现在为农民服务的司法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而且素质不高，在广大的农村社区甚至很少有合格的律师（取得正式律师资格）；农民对自己权利具体有那些，权利遭受到什么样的破坏，以及怎么样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等这些问题没有较清晰的认识；对法院的作用也不能够明确认同，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国家的司法供给不够。县级法院是中国最基层的法院，也是处理案件最多的法院，从与普通百姓生活联系最直接的一审民事案件来看，这个比例不会低于90%，但就审判人员的数量来说，却非常的少（根据2001年《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现在有检察人员21万5千多人，审判人员不足30万，而中国一审案件占每年全国案件审理数量的90%以上）。而且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如果以学历来衡量，基层法院的法官极少有经过正规法律本科以上的法学教育，有很多的法官是从军队中专业而来，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是“水货”。[17]再加上法院自身的诸多限制因素，基层法院在农村纠纷的解决农民权利的保护中的作用受到很大弱化。所以在目前中国农村这种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方式及运作方式不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国家的权力（可以具体到司法权）是很容易被普通农民视为一种迫不得已才使用的外来力量，而且往往会用一种自发的抵触眼光去看待它。
　　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乡村社区中的农民对自己权利救济更多的是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1）动用人情关系（亲戚，朋友，宗族的势力等），这是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方法。（2）找人居间调解（民间调解），在自己无法或者直接主张权利有困难时，可以通过中间人的作用将问题解决。（3）直接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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