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我们
国家赔偿法上讲的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的情感上的一种损害。
提问：应老师，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
宪法里面规定，国务院有权力在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如果戒严错了，因此造成的损害，是不是可以提起赔偿。谢谢应老师。
应松年：第一，这种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第二，这是个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不存在赔偿问题。
提问：应老师，根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有解释权，但是它只是做一般的解释，不会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解释。如果有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针对具体情况对地方的法规做了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给公民造成的损害能不能提起赔偿？
应松年：
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人民代表大会做坏事。实际上它做出的解释，即使是错误的，还是要经过具体的机关去执行。
提问：比如说去年河南的种子案那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应松年：比如说，如果地方法规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按照
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已经解决了，地方性法规就不能扩大。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扩大了以后，当然也可以提起诉讼，提起诉讼以后，上级人大把它撤销。行政机关根据这个法规扩大的权限，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就可以了。
提问：人大常委会有没有可能成为行政赔偿的被告呢？
应松年：不可能。它可以对自己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如果错误，就撤销。这里面就涉及到我刚才讲到的规范性文件，哪些是有提起赔偿可能的。最大可能也只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方做出的一个规范，侵犯了一些人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提起赔偿。人大代表大会，不存在这个问题。
提问：应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归责原则的问题，您主张建立过错或违法的归责原则。您能否对有过错但是不违法的情形举一个例子，谢谢。
应松年：比如说海关的检查，把东西拿出来以后他不小心给摔在地上，摔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违法，他是在履行检查职责，但是他没有尽到小心义务。可不可以不赔呢？实际上，海关人员应该尽到一个小心的义务，所以有过错。
沈岿：我可以补充一个案子。最近在广西，有一个被劳动教养的人，后来查出他是精神病，所以就把他放了。但是在放的时候，没有通知他的家属，后来他失踪了，然后他的家属就提出国家赔偿。当时广西的法官就问我，因为所有劳动教养的规定都没有规定，在放人的时候必须要见家属。但是根据法理，如果精神病人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如果不见他的家属，很可能再次出现损害他权益的情况。所以后来从过错的角度，劳动教养部门还是赔偿了一些。当然是不是要全额赔偿，怎么分担责任的问题，他们后来就没有考虑。主要是从法律上 论证一下。所以，过错原则在法律有空缺的情况下可以补充。
湛中乐：
国家赔偿法比
行政诉讼法有拓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赔偿的不仅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实际上在赔偿范围里头拓宽到事实行为，这是第一个。从我个人来讲，对归责原则的理解实际上是对违法原则本身内涵的一个理解问题。无论是我们讲的事实行为，就是刚才应老师所讲的海关检查的问题，从本身来讲，海关的检查没有问题，但是从民法学家的角度来讲，他的判断是，如果你没有履行好跟职责相关的相应义务的时候，他实际上把它推定为一种过错。所以这种违法实际上把推定过错包含在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很多事实行为，实际上都存在过错。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存在许多情况，都是立法上的违法无法包括进去的，所以只能对违法原则作更宽泛的理解。就是说，他应该尽到某种义务，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尽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违法。
应松年：刚才沈老师说的很有意思，就是法律没有规定你放人的时候，必须通知家属领回去。如果要说违法，他的确不必承担责任。
王锡锌：过错原则实际上是公务过错。公务过错有一个正常的，可以想象的一个标准，并不是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
提问：我想问的是，
国家赔偿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应松年：过去专门有学者写文章说过这个问题，他介绍的是法国的理论，就是公共负担平等。就是说你受到损害了，缺少了一部分，公共这部分就帮你填满，使得大家可以平等。后来在考虑这些事情时，我觉得是殊途同归，只要是国家机关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就应该赔偿。国家机关是公共机关，他只能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到最后也就是同一问题，可以不管它是什么理论。
王锡锌：但是，应老师，如果从公共负担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规定惩罚性赔偿，可能就会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你受了损害我弥补你，这是公平原则。如果我拿纳税人的钱让你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了。
应松年：我们和搞民法的人也说起这个事情，我们主张惩罚性赔偿，赔偿金要高一点。但是搞民法的人就反对。这是公共的钱，纳税人的钱，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少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