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我们在谈到立法者的时候，他是超凡脱俗的，关心民族的未来，却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他既需要这种道德的情怀，又需要超凡的智慧。所以立法者具备神的视野。从应老师刚才讲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你如果不关心民生，不关心老百姓的话，不关心正常人的话，这些问题就可以考虑，也可以不予考虑。另一个方面是，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想关心也没有用。再有就是，即使是再聪明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这时的法律仍然有问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法律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管你怎么设置，只要法律制定完成了，这个法律也就死了。
沈岿：我也是最后再表达一下感谢。另外，我记得89年的时候，我读大二，那时还没有听过行政法学的概念。94年呢，已经通过了
国家赔偿法，那时我已经研二了。实施十多年了，我们的
国家赔偿法也应该有个变动。我们都是看着应老师的书长大的，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的。应老师在非常枯燥的法律制定领域，用了一些故事妙趣横生地告诉了我们立法过程是多么艰难。需要做出许多妥协。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刚才端洪教授也说了，一个小的零件坏了，可能整个机器也就动不了了。但是我感觉呢，变革时期的立法，也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就是一种试验。这样一种试验方案，带给我们一种智慧上的挑战。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现实的东西去试验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有没有问题呢？又怎么知道这种问题给我们带来怎样一种挑战，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我总是这么想，在我们国家，任何变革时期的立法，它总会带来理想和道德上的不利后果，这是肯定有的。只不过像应老师刚才介绍的那样，我们是尽可能去想到这些不利后果。包括乡、县这样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得住等等。比如说会不会导致财政上更多的乱收费，乱罚款，来补充国家赔偿，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都会设法去避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立法可以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说，能够事先预料到的最少的不利后果来先立一个法，来告诉我们该具体的怎么设计方案。比如说我刚才就在想，所谓的人身自由，所谓的同类不异价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就用日平均工资来当作所谓的人身自由的价值，再加上一个实际收入损失。这就意味着，比如说一个大老板被关五天，他的实际收入损失可能很大；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以是实际收入损失加上人身自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深入研究。我就简单地谈一下这样一些感想，再次感谢应老师。
三 提问部分
王锡锌：接下来呢，我要把话筒交给你们，交给在座的各位。你们对
国家赔偿法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国家赔偿法呢，有很多问题。有一些是比较技术性的，但是，技术性问题的背后，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道德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在
国家赔偿法研讨的时候，去年在上海，我们和国外的专家来研讨。当时应老师也讲到，我们对人身自由侵害的赔偿，现在的标准是日平均工资，上一年度的日平均工资。当时我记得一个美国的赔偿法专家，他提出一个问题，给我个人震动很大。他说用工资这样一个标准来支付赔偿，可能会引发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坐牢、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民的一份工作，在这个时候是我们不可接受的。我想很多问题，包括归责原则的问题，包括国家赔偿的资金来源问题，这主要是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在表面的技术性背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理论问题，甚至是个道德问题。现在开始提问。
提问：应老师，我想问一下精神赔偿的主体范围，法人是不是可以作为赔偿的主体。
应松年：精神赔偿的主体只能是个体。还没有听说过法人可以提起精神赔偿。
提问：如果说，不允许法人提起精神赔偿的话，法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应松年：法人的存在是虚拟的。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王锡锌：是这样。在侵权法里面，法人毫无疑问是有人格权的。但是，中国的
国家赔偿法，它到底是为了对侵权行为进行制裁呢，还是对损失进行弥补？从目前的
国家赔偿法的整个理念来看，它更多的不是对侵权损害的赔偿，而是对利益损害的弥补。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呢，我刚才提到过，国家侵权这样一种赔偿，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一种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它和一般所讨论的侵权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国家赔偿中所涉及到的赔偿的资源是公共的，是公共的资源。公共资源的性质本身可能对某些权利的赔偿构成限制，这个从国外来看，可能是国家的赔偿和一般的民事赔偿的区别之一。因此简单来说，法人在民法上，有人格权，有名誉权，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国家赔偿中，这些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制约的理由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因此刚才应老师所讲的，是很多国家的
国家赔偿法的一个通行的实践。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的这样一种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