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概念按照确定性的程度，可以分为确定的法律概念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两种。德国行政法学家耶利内克（W·Jellinek）认为，确定性法律概念存在着一个界限，因此某一个事物是否归属于该概念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而不确定法律概念则存在着两条界限，即一个明确的肯定的判断和一个否定的判断。也就是说，肯定它是什么，而否定它不是什么，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境界（盖然的判断），一个不确定的状况。[②]这就构成了不确定法概念的三分结构，与肯定对象、否定对象和中立对象的分析语言哲学也是相对应的。例如，“集会”，到底几个人聚集能构成集会并不清楚，五十个人肯定属于其中，一个人肯定排除在外。在1～50之间就是一个模糊地带。
当然，有学者（如德国学者Heck、D·Jesch）用概念核（概念核心）和概念庭（概念外围）来描述法律概念，前者绝对清晰，后者多有疑问，后者为一切法律概念所具有，只是在不确定法律概念中范围更广而已。[③]这种分析固然比较形象，但是不能区分多义词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模糊性未能清楚地显示出来。多义词是一个词依据不同的语境而表达不同的性质，在有些情况下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是可以确定其涵义的。这时，在该特定语境下，它就不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无法确定其准确内涵的多义词，它才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当然，即使是在可以通过语境而获知内涵的多义词，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问题：到底它是表达一个怎样的内涵？这时，多义词与不确定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又不是那么明显。德国有学者即认为，“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可能基于概念语词的多义性”。[④]
法律文本中多数都是不确定的法概念，这与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相适应的。而
宪法文本因
宪法的政治性、概括性、原则性、纲领性等特性更是如此。确定性的
宪法概念相当少，如18周岁，两届，5年，2/3以上的多数等。在不确定的
宪法概念中，价值性概念又多于经验性概念。例如，“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平等”、“正常的宗教活动”、“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正当的权利”之类的就属于价值性概念。笔者曾经专门考察过“国家”一词在中国
宪法文本中的内涵，发现其内涵并不清晰，具有多重含义。“国家”最常用的用法就是表示整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具体又可以分为主权意义上（对外）的国家和主权权力意义上（对内）的国家两种，另外还有在与社会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家”，以及在与地方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家”。而且在某一宪法规范之中，“国家”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似乎都可以解释得通。[⑤]“国家”一词的不同界定，可能会给同一条宪法规范带来不同的内涵，由此也会给
宪法的适用带来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无论如何理解
宪法文本中的确定性概念和不确定的概念，其多义性、模糊性、抽象性都是存在的。为了准确理解、适用
宪法，限制立法裁量权，保证公民受到更公平的对待，有必要对
宪法概念，特别是对不确定的
宪法概念加以具体化。所谓具体化，就是指通过某种行为对
宪法概念的内涵加以明确。我们经常说“
宪法的具体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就是
宪法概念的具体化。具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有权主体认识、解释
宪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补充的过程。
二、
宪法概念的认知方法
如何具体化不确定
宪法概念，也就是如何进一步明确
宪法概念的内涵，是
宪法文本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W·耶利内克的观点，法律的内容一方面存在着完全由立法机关自身来确定的场合，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由立法者以其他的法规、法观念、一般科学、社会通念作明示的或者暗示的指示来确定的场合。[⑥]具体化
宪法概念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1）
宪法文本自身的界定；[⑦]（2）制定法律；（3）
宪法解释；（4）社会一般认知的探究，等等。在我国，由于
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制度运行的缺失，我们认识
宪法概念，可能更多地就要借助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以及社会的一般认知了。前者是有权主体对
宪法文本进行具体化，后者则纯粹是对
宪法文本自身所进行的学理解释，当然，它也能为有权主体具体化
宪法的活动提供参考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