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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两种文化的生死搏杀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进程和最终结果。
对文化大革命非议甚多有的喻之为中世纪的黑暗，现在一家电视台还把它常常挂在嘴边：“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揶揄之情溢于言表。文化大革命使几代人过了十年艰苦拮据的生活，影响了不少人的政治前程和经济利益，但却留下了资源留下了后来改革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不论对文化大革命做什么结论和评价，在回顾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浩然正气，看到领袖和他的人民对正义和真理的执著追求，看到全社会人心向善普遍的道德状况和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良好治安。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真诚，从小学生的日记到走资派的检讨，字里行间无不表露出对真理的向往和折服，换句话就是被“吃人”的无怨无悔。凡是过来人都经历过关于“公”与“私”的斗争，都知道“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也知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极端语言和实践，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内涵。
当欲火烧向孔庙，没有人能够挥动抵抗的笤帚。当欲火烧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浇铸中国传统文化终结的纪念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文革战争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不是发生在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而是发生在所有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发生在中华民族广阔的思想疆场上；文化大革命的是非曲直不由毛泽东左右，林彪、“四人帮”也背不起这口大锅，文化大革命是中西文化对撞的必然，只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秉性使运动风急浪紧义无反顾。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两种思想文化最后的对决，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前回光返照最耀眼的一瞬；这次对决之后，中国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最后转折，世界文明不再有两种前途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思想文化象灵魂附体似的驱动着人们，没有理论的准备但是有精神的狂热，并存的两种思想文化导致了民族性的精神分裂。以至于懵懵懂懂的红卫兵、满腹冤屈的走资派，以及所有文革经历者都没有察觉这是一次历史性对决，在攻击和自卫中谁也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于是才有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反目为仇、有了许多愚昧的无辜的壮烈的牺牲。正因如此，对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迷茫毛泽东迷茫全体人民都迷茫；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这场应当清楚明白的运动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对照文革前后中国社会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变化，一点也不难证实文化大革命形式下两种思想文化的对决：
中国传统文化“出身贫寒”历尽磨难，特别注重对生存规律的探索和尊重。从克己复礼、独尊儒术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要明确行为的精神标准或者奉行的主义，而现在所有主义一个接着一个淡出历史只剩下利益分配。
文化大革命之后，渐渐地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变了，人们不再关心身边的窃贼、路边的乞丐和大庭广众下救命的呼喊；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方面，不再以任何精神目标作为至上的价值追求，怎样获得物欲的满足成了行为的基本选项；尽管现在我们有比毛泽东时代更多的腐败官僚和社会蛀虫，有更多更坏的肮脏灵魂，文化大革命却再也不会发生。
这么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搏杀能不惊魂能不“黑暗”？如果有人在这场对决中伤亡伤心伤肢体，看在中国传统文化死亡的份上能否给出原谅二字，或者在中国传统文化坟前燃一炷香，不论它曾经有过什么不是，毕竟“死者为大”。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父母，做父母的总要管束子女订立行为规矩，出发点是为子女平平安安。我们曾经为有深厚文化根基的父母自豪，中华民族也一直守着这些规矩过了数千年，直到西方文化缺教养的坏孩子出现、直到毛泽东的故去，中国传统文化才走到历史的尽头。在思想文化西方列强恃强凌弱不可一世，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消耗资源，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亡党亡国，遭遇癌的肿瘤不变成癌就会被吃掉。于是我们丢掉了父母的教训，明白了什么猫都是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这一次枷锁彻底砸碎了。继而我们创造了经济和科技的一个个奇迹，国民经济一年年稳定增长，我们正在一步步崛起，连过去的死敌也不得不小心“中国威胁”。看来“奇淫巧技”不是什么难事，我们的智慧在这里游刃有余。弗朗西斯·福山们再也看不到所谓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生死一搏，他们看到的将是与他们抱有同样理念的东方巨龙参与的资源大战。
我们不再迷恋骸骨抱残守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全世界资源都有我们的份，我们要参与要竞争要去瓜分那诱人的大蛋糕。
然而，习惯了专制和道德秩序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依靠民主与法治来建立新秩序，面对突如其来的欲望开禁手足无措，社会道德急速下滑腐化堕落四处蔓延，街头到处是妓女、做官的权力寻租、经商的欺诈坑蒙、年轻人则在迪厅里摇头，所有人都围绕着金钱的中轴旋转。中国三十岁以上的人记忆中都有一条清澈透亮的河，随时都可以掬上一把解渴润嗓或者跳下去嬉戏玩耍，现在很少有人再去染指——那河也许连水的标准都够不上了，但是，我们都得在生活这条同样被污染的河里奋斗或者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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