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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思想明晰意志坚定，但是文革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感到十分迷茫，多次检讨却怎么也过不了关；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感到了迷茫，在辞世前谈到文革也表示是非莫定。按照常规推演，夺走资派的权否定资本主义调整路线和方向，用不了一年半载，用毛泽东的话说不能超过两、三年，但文革却发展成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斗争没完没了。被批斗遭迫害的人感到冤枉，革命的造反的仿佛中邪一般。语录战、辩论会、大字报说起来道理一套一套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有参加者都感到迷茫，整个中国社会一片茫然。
究竟是什么让文化大革命如此莫测？让后人探讨它的时候迷离扑朔？
其实不用猜测政治斗争因素——这在任何政权结构中都存在，也用不着为领袖作主要矛盾估计失误这等低级错误的开脱，或者用“左”了还是“右”了的表面现象掩盖问题实质。没有单一动机的个人行为，更没有单一原因的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有个人恩怨的斗争和报复，也有个人品质高下的较量，有思想意识的分歧也有组织手段的对抗，有成熟老到的高超技巧也有天真幼稚的意气冲动，有面折廷争的光明磊落也有口蜜腹剑的阴谋诡计，这一切使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如果夸大其中任何一个非主流现象，都找不着历史问题的北、见不到面纱后面的真相。
贯穿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着运动的性质、运动的方向和运动的结果。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两种思想不可调和的斗争，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如果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可以解决路线问题，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社会现实，也证明了斗争的客观存在。既然问题如此清楚，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还是难以定性。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年了，绕过肯定和否定两说的政治立场，抛开影响正确判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在所有说法后面还有重大隐情，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精神存在决定于生活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资源分配依旧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下实现，个人欲望依旧被严格控制，因而中国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依旧是理想和道德。新文化运动唤醒了强国富民的思想意识，认定工业化目标迈出了走向“物质文明”的第一步，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清算传统文化精神文明的本质；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虽然带着富裕的愿望和希望，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做人准则；毛泽东在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中，都十分强调世界观的改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围绕着精神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至上的追求依然故我。人们原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主义伦理纲常，以为“打倒孔家店”就是决裂传统。其实不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幽灵没有简单地退出历史，这个幽灵一直活在领袖心中、活在人民心中，也活在许多被斗争的走资派心中，这个就是对精神文明不懈的追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之后，两种思想文化同时并存于意识形态一直没有发生谁胜谁负的决战，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将走向何方始终没有定论，乃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大背景。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拿枪的敌人不见了，和平的环境使物欲之火重新燃起，不仅在社会而且在政权组织中蔓延，思想文化中的是非问题凸现出来。一个阵营要坚持“主义”坚持社会正义的标准，另一个阵营要解决“问题”放弃原则争取富裕生活，于是，文化大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来看，其目的、方式和进程已经远远超出夺权和解决路线问题的范围，斗争的矛头直指意识形态，以至发展为人人都是对象的灵魂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思想文化斗争的爆发，深层动因是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种发展方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发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其他任何主义之间，只要有人不放弃对精神文明的执著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姓“社”还是姓“资”不是毛泽东的问题，也不是马克思的问题，而是纵贯古今中国传统文化的老问题；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生死搏杀的延续，是精神至上还是物质第一即所谓“政治挂帅”还是“物质刺激”的人文战争，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主题恰如其分。
文化大革命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澄清是非，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文明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文化大革命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并且还宣称“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果我们没有放弃精神文明的传统文化方向，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不要说七、八年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永远也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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