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积累的艺术，严复钱穆等老人见解比新青年来的深邃。
新文化运动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欲望，同时造成了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断裂，不但“仁义道德”被弄得臭名昭著面目全非，而且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顺畅阅读古文。我们终于也“对于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枷锁既已打开，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也就顺乎天而应于人，心想事成。
然而，一个源远流长其精神溶解在民族血液中的文化，不是一句“打倒孔家店”和一阵白话文可以清洗，新文化运动开了枷却没有拿掉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下面回应的是“毛主席万岁”，以后这声音演变成“万岁万岁万万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卧榻的一半放满了书籍，很多都是中国历史方面的线装书；能够体现毛泽东最后的精神活动的，也是一本摊在桌上的线装书，旁边是一支放大镜；弥留之际，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起了天人感应，说起了当年三月的陨石和唐山地震。
毛泽东一生都不正视孔孟之道，尤其晚年；给毛泽东的悼词写着：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切都是表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属于传统还是属于现代？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属于中国文化？有个外国人说毛泽东是唯心主义者，其实，西方哲学的唯心唯物概念和公式套不尽纷繁复杂的人伦社会。上善若水，水之源五洲四海，水之遁万物众生。毛泽东思想不从属于一家一说，自有它深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土壤。毛泽东思想润泽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弄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蔚为大观的往事。只有在逝去的真实岁月中，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社会的政治变革，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文化大革命是关于两条路线的组织斗争和思想斗争，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两件事都是严格依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展开，都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存在西方哲学机械论的老毛病，也存在西方文化解决社会问题死盯着物质资源的误区。但是，既然确定目标就一定矢志不渝不计物质上的得失，却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追求高于物质利益的显著特征。
新文化运动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与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决裂，后来者不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革命者概莫能外。抛弃了天道理念和三纲五常之后，国民党选择三民主义阶级调和，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似乎都与传统文化没有关系了。但是，两党为了不同的理想兵戎相见，董存瑞托着炸药高喊“为了新中国”，江竹筠用生命体验酷刑宁死不屈，与西方社会不谈主义只要利益相比，这里表现出来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高于物质利益。
在“打倒孔家店”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抛弃传统。思想上保守，除了坚信党中央给出的真理，绝不去参悟其他邪门歪道；政治上专制，通过思想联系代表民意而不是民主制度，进而压制低级的社会追求走向专制；经济上公有，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实行公天下的经济制度，任何人都没有对物质资料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社会主义延续了这种经济制度；教育上愚化，“知识越多越反动”跨越时空在老子那里能够找到共鸣；生活上守旧和安于清贫，许多人都以淡泊明志、修身养性为信条，汉文帝穿了二十年的袍子和毛泽东带补钉的睡衣正是传统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依然十分执著，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部分依然存在。只是四书五经提供的道德规矩和行为准则被废除后，留下的真空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取代，“大同”的理想改写成“共产主义”，正是这种新鲜感激起中国人对精神境界更加狂热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不解之缘，但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思想文化的关系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忽略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吸纳在民族文化之中还是凌驾于民族思想文化之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近现代以来所有文化问题始终是一团乱麻，很难找出头绪。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文化，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社会做的经济分析，它在方法论上坚持唯物主义，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没有给予精神至上还是物质第一的明确回答，它没有介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层面。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满足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填补了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失落后的体系空白，特别是经济平等的理论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常性主张，因而被视为“思想武器”在革命和建设中运用。当木匠扔了手锯改用电锯，木匠还是木匠，不能改口称呼电锯匠。马克思主义是在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内涵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时期的组成部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桩无以伦比的巨案，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存在各种解释和说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侧重于秩序重建，来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便匆匆走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两种思想文化交替的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西方享有盛誉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虽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非常周全地分析了大量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事件，写成了百余万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是却以权利之争的西式思维，编排出了一场西式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