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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碰撞始于怀里揣着世俗政权密令的传教士的到来，随后最优秀的文明贩来了毒品，当一让再让的清朝廷不能交出更多资源的时候，没有悬念的战争爆发很快又结束了，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百年屈辱的生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受空古绝今的百年打击。但是，错过铁器时代之后，军舰大炮和经济制裁都不能消灭任何一种文化，给予文化的致命打击来自子孙们的翻天印。
中国文化史上有几桩大的公案，都对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焚书坑儒，二、罢黜百家，三、今古之争，四、新文化运动。焚书坑儒后儒家的经典在夹壁墙中保留下来，损失的可能是当初老子看守的国家藏书部分，也许秦始皇的暴行是造成夏商周断代的重要原因。罢黜百家虽然独尊儒术，但历代并没有封杀不同文化，名为儒术其实包罗万象。今古之争更多是笼罩着学术光彩的政治比划，似乎无关传统文化的存亡。新文化运动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抛弃，给传统文化带来了不能愈合的重创。这一前一后两大公案对中国传统文化实在要命，如果说焚书坑儒使中华民族淡忘了对远古文化的记忆，新文化运动则断绝了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和学习途径。
上上世纪开始，中国的落后和列强的强盛形成鲜明对比，民族危亡之中，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再也坐不住精神文明的硬板凳了。一百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大批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纷纷踏上远洋航船。尔后他们都回来了，带着物质文明的理念和革命的真理回来了。
从剪掉后脑勺上长长的辫子着手，开始了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清算，口号是“打倒孔家店”。
一九一八年，在钱玄同的鼓动下，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写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新青年”们不仅是“愤青”而且还是“狂青”。西方繁荣强盛的对比让他们自惭形秽，内忧外患又激起了他们暴涨的爱国热情，即便他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长含义和历史价值，在亡国丧家的危难关头也很难做出别的选择。历史的局限让他们看得见“礼教”的“吃人”，却看不见百年后金钱的“吃人”和堕落的“吃人”，看得见中国传统对人类欲望的捆束，却看不见西方文明对人类精神的毁灭。
不知是经不起物质诱惑还是忘记了人类的精神存在，新青年们借来一把亮晃晃的鬼火，要点燃中国人一直沉寂的物欲。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旗手胡适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这样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是基于器具之进步。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机电时代等，都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这就是东西两种文化真正的区别了。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从胡适开始，器具的区别也就是文化的区别，器具成了文化进步最有力的参照。胡适曾经熟读经书，“物欲之蔽”在大时代中依然蒙蔽他的双眼直至终老。
胡适又写道，“……对于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国家既因着工业化而富足兴盛，于是国内的文艺天才，乘机而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与物质的进步并驾齐驱……东方建筑了一个精神的文明”。我们都在东方当然有资格为日本的崛起自豪，然而，当胡适先生的赞歌余音绕梁之际，中华民族用了八年的血泪见识了这个“东方的精神文明”。时下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对美国生活趋之若鹜，我们则继续见识着这种“精神文明”在中东的精彩表演。事情没完的是，他日中国崛起之后，按人口计算需要四至五倍于美国的石油维持经济增长（链接资料），我们需要四至五个“歹徒国家”予以打击，这“精神文明”将会更加辉煌灿烂。
倒是严复的表现引人深思，这个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名著，第一个把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引入中国，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以救亡图存的学者，最后成了“筹安会”的领衔人。在革命的大环境下，严复、杨度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帝制的旗帜，他们对传统的复归各有思想轨迹，丧失“国种特性”会“如鱼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遗嘱中“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的言论透出严复对他始作俑西学东渐的悔思。
当年一个与世无争惬意于荒郊辟野治学、在北大讲台最叫座的历史教授钱穆，则在几十年后的一九九一年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贡献》中，对“天人合一”提出了新的体认，“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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