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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至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中，自汉武帝始，历代统治大都以文化为立国治政之本，以儒家经典指导国家行为和规范社会生活，形成了与西方宗教治国、契约治国不同的文化治国模式。自董仲舒编撰今文重续了儒学大统起，到韩愈的道统再到宋明理学一直延续至今，对思想文化的阐释发挥源源不绝。其中有对基本道义的理解、有方法论的解说、有对祖宗理论的继承、也有分门别派的争论，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归根结底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努力将社会生活导向顺应自然规律的精神文明。这期间，先后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入中国，唯有佛教因其出世教义、清心寡欲和因果轮回比较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方向，而得到广泛流行。百姓虽然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奥理论，但也自觉皈依天道追求人格完善，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认识，并非官人儒生独有，就连强盗作案也讲究“替天行道”。其间，虽然也有“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北宋李觏：《富国策》）等一些走物质文明道路的不同声音，但是在文化专制和精神文明的大环境下，始终未成气候。
欲望和智慧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谁也不能指望地球为人类提供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调控人类行为制约人类欲望应当是解决自然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文明取向显然比无休止地开发资源高明许多。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至善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必须依赖政治才能够生存因而沦为寄生文化，与宗教文化比较，由于缺乏思想独立性，这就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下弊端。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卑躬屈膝的奴才性格，在政治与文化结合治理国家的时候，更多情况下是道理服从权力而不是权力服从道理；其二，受到政治利益的约束和认识的历史局限，天道与仁道沦为政治之道的注脚，因而未能彻底揭示人类生存之道；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经常停留在思想层面，既缺乏法律的保障和贯彻，又缺乏适当的民主支持；其四，由于对政治权力失控，通过政治权力对欲望的调控处于紊乱状态，造成欲望实现的不平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引导的精神文明可以在整体上约束人类欲望，但却不能有效约束上层社会的贪婪，不能建立社会阶层各守本分的稳定秩序。于是，便出现了经常性的社会矛盾激化、频繁的农民造反和血腥的改朝换代。同时，传统文化对政治的依附也窒息了自身的发展，例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学问不但没有进步，还堕落为天人感应之类拍皇帝马屁的迷信，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预埋了祸根。
在天道和仁道的指引和规范下，中国人的欲望和智慧没有涌向资源，没有变成“奇淫巧技”的小聪明。我们过去常以四大发明为骄傲，其实，即便有四十、四百大发明也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例如火药，善良的先辈没有用它杀人放火，没有用它进行大规模开山采矿，而是用来图个热闹看个烟花听个响；例如指南针，没有把它交给海盗去登陆美洲，而是给了文明儒雅的郑和；例如印刷术，没有用来起草合同锱铢必较地瓜分世界，而是弄成诗词经典陶冶情操。或许这里体现了东西文化的本质区别，就是好玩的玩意儿不是文明的答案。
房龙的箱子没有谁去推动，人类可能也不会自杀，没有智慧和欲望的世界对人类没有意义，但是人类一定要灭亡。如果不愿自己作孽在资源危机中死去，人类应当在资源消耗和欲望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传统文化限定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努力，专制的宗法主义的近乎残酷的统治方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检验留下了绿水青山保持了生态，两千多年间中国人享受了工业化商业化之后越来越少的天伦之乐。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很自觉就像中医的经络，但毕竟找到了这个平衡点和平衡的方式。
人类社会在地球上和肿瘤在人体中非常相似，两者都不是外来的病毒而是自身组织的突变，两者都消耗资源而不参与循环，十分巧合的是两者都有良性和恶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经营的社会是良性肿瘤可以伴随地球直到地老天荒，而西方文化经营的社会是恶性的——癌，它寻找一切途径扩散并吞噬资源加速灭亡的进程。
假如西方的海盗和游寇象“五胡”一样被击溃消灭，整个人类或许还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光阴中漫步。但是，海盗和游寇获胜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文明，世界被迅速推上工业文明发展的快车道。
于是，发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发生了肿瘤细胞和癌细胞的遭遇。
“文明冲突论”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认为，世界最优秀的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与其他文明都不相容，但是，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不能解决必有生死一搏的是与中华文化的冲突。弗朗西斯福山说的没错。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化都是再生文化，它们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最终会走向融合，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区别注定了双方的生死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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