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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谁都可以拥有这样一种姿态，因为如果没有严格的学术训练，没有厚实的社会阅历，没有坚定的普遍主义追求，没有一种道德责任的担当，没有张弛有度的思想分寸，他是不可能拥有这样一种姿态的。他于是超出了一般学者的范畴，因为他并不乐意于制作大量所谓规范性的学术产品；他也不是“红色法学家”，对自己的学术乃至人格作某种根本性的交换；他同时不是一般的社会行动者，因为他想人们所传达的仍然属于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的范畴，仍然的具有知识上的整体性和价值上的和洽性，所以也不可简单的以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衡量之。因此，在我面前的贺卫方也许不是一个贺卫方，而是多个贺卫方；他的人生也许不是一生，而是多个人生。因为他太不规矩，他不好归类，因而也不好管理。他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法学的主体性（因而不可迷信所谓的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普通人意义上法律意识相对于法律知识的优位性以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责任的合理姿态。
也因这个讲座，我对贺卫方的印象有所改变——不再苛责于他所谓的学术上的少产，作为一个法律人，他同时做了许多著名法学家无法也无意识做的事——而所谓的著名法学家，其制作的大量作品，也许影响期难以超过五年，便消散零落。
也因此，他是一个思想型而非学术型的学者，他是一个启蒙而不自傲、入世而不媚俗的人，他是一个复杂到不能以单一的学术标准或社会标准来定论的人。
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苏力，一个同样极富魅力和个性的学者——但我宁愿赞赏贺卫方，因为贺卫方更加的贴近“大地”，中国真正的大地，而苏力虽然以“本土资源”著称，但我却渐渐的发现他对于底层合理性的关注也许渐渐的不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一个视角或一种通道，由此进入对于政治秩序合理性的关注和正当化论证。也许苏力确实是认真的在讨论学术问题，却没有认真的考虑理论可能的社会实践后果。特别是最近看他在其主编的《法律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的一篇“中国司法中的政党”，我发现其对于所谓合理性的过分关注的，已经逐渐的可能完成对于中国当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精当论证。这种以合理性代替合法性作论证的方法，我感觉有些剑走偏锋了。也许他是不自觉的。
也许好好的听余先生的诗就不会有这许多的遐想，因而是苦恼了。诗性的王国是以将现实苦恼抽象化的形式完成精神逃逸的，而所谓的法学诉诸理性，因为所谓“法学的方法”也许正是制造现实烦恼的方法。故妄言之，作为法学人，还是要有法学的操守和阵地，虽然这并不排除偶尔的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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