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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科法学的知识渊源
伴随着社科法学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新的知识被引进到行政法论著中来。在法学论文的引证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一系列“非法学”论著的引证率明显提高。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包万超博士把“公共选择”理论引入行政法[28]，宋功德博士则引入“博弈论”来探讨行政法上的均衡如何实现[29]。在宋功德博士的《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的视角》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法学圈以外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而参考文献列举的外国学者的经济学著作更是多达约40种。虽然迄今为止，行政法学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还不是很多，也可能不够到位，有的甚至难免“半生不熟”；但是，行政法学者开始敞开胸怀，谦虚地学习和接纳别的学科知识，争取能够与别的学科进行对话。行政法学不再完全自说自话，而试图摆脱“当代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30] 的形象。
另一个新的迹象是对外国经典著作的重视。最近几年，学界翻译了几本外国行政法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德国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法国奥里乌的《行政法与公法精要》、狄骥的《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31] 如果说翻译外国的最新法规和教科书缩短了中国学界了解外国法的“时间差”，有助于我们在立法中借鉴外国经验，那么，对外国经典著作的译介则加强了中国学界对外国法的“纵深感”，有助于我们从法律比较中获得整体性反思。这些工作只有放在新的研究范式里才有意义；在追寻“最新颖、最发达”立法例的传统思维下，那些一个世纪前的“老书”肯定是过时的、不中用的。
（四）社科法学的未来
行政法学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与中外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32] 但是，社科法学将能够成为行政法的主流研究范式吗？霍姆斯关于未来的法律研究“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预言[33]，将会成真吗？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定义社科法学。对后一个问题，我心存犹豫。法律有自己的规则体系和知识传统，所有其它学科的知识必须放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理解，至少必须与它兼容。归根到底，法学是一门规范的学科，它永远无法回避具体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和整体性的价值反思，而这可能是统计学和经济学所无法彻底胜任的。我们也许很难确凿预见未来的行政法学，但可以确定的是，行政法学在整体上将更多元化，社科法学将成为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的行政法学将不会沉浸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规则体系中，而可能营建一个开放、反思的“法律帝国”。
结论
本文粗略地回顾了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程，并把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大致归为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类。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研究范式的变迁不是彻底否定以前流行的研究范式，仅仅体现不同时期行政法学所关注问题重心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知识的更新；变迁的过程是渐进的，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急剧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三个范式，意在抓获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某些特征，而不是一个基于逻辑的分类，所以，它不能覆盖行政法学研究的全部工作。例如，本文的三分法不能覆盖对行政行为理论的精细分析，明显遗漏了通常说的“诠释法学”。本文的观点当然也不排除从其它角度提出新的分类。其次，像所有的学术分类一样，在类型化过程中必然有所失真。尤其是，三种范式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既不存在时间上的截然区分，也很难对具体学者一一归类。例如应松年教授，他在80年代前期写过不少可以归为“政法法学”的文章（现在偶尔还写），他也曾与人较早地提出“中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这个后来引起广泛讨论的命题，但他最大的兴趣和最多的精力恐怕还是在行政立法上。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旨是做一个学术史的概括和梳理，而不在于倡导或批评某一种范式。
对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边缘的、附随的工作，它不能取代对行政法问题的研究。“身教”重于言传；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其价值比对研究范式的研究大上百倍。但是，对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仍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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