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自治与开放之间由于处在发展中，中国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以及法律职业都不得不在两个维度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那就是，一方面要追求专业以及职业的自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对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的开放。所谓自治，主要是指本学科内部专业化的建构。法学首先是一种专门化的学科，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甚至是一个不容易普及的知识领域。它具有自家的历史传统、概念与知识体系以及研究方法。法学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事务进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解释，法律之治之所以不同于单纯的政治之治或道德之治，正是因为法学传统、知识以及方法的这种独特性。说到底，所谓法治或者依法治国，不过是法律家用他们的专门知识对社会进行的统治。在过去的20年间，对于这种专门化的知识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法学界的人们当然有所涉及和论说，对域外著述的引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还谈不上自觉的体系建构。因此，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努力，在法律教育、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务等各个环节上追求这个学科和这个行业的自治。
　　与此同时，从法学和法律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法律职业是生存在一个鲜活的世俗世界之中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与自治相反的维度，那就是开放。法学和法律职业需要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在早期，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法学研究的推进以及最近数十年间经济学、阐释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评对法律思考的影响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法学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国策以及人民的民主诉求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法治的正当性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愈发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界能否敏锐地洞察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地对社会需求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开放当然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更紧密的联系。由于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脱节，我们的法律实务难以成为专业知识得以生长的温床；书斋里的高头讲章与操作中的章法混乱形成了激烈的反差。这种情况的改变离不开法律职业的认真建构，同时作为一门实践学问的法学更加贴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西方的情况看，法学和法律职业从不独立、不自治逐渐走向独立和自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后工业时代，自治型法律已经显示出由于过度自治而带来的封闭特征，因而不能积极而及时地回应社会的需要。建立在这样的理论的基础上，他们企盼着法律秩序的再次转型，那就是“迈向回应型的法律”。然而，中国的情况是，我们不得不把这种法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放在一起考虑。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是后现代法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在对于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的法律理论进行批判甚至结构的过程中，一些后现代法学的作者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和知识上的开放精神，他们对于一些长期被人们视为不刊之论的学说的颠覆，对于年轻的学生们是如此振奋人心，以至于法律和法治本身都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加之这类学说本身也颇投合大学教师这种职业内在的反循规蹈矩的特性，于是这类学说就很容易获得市场，从而导致我们在这“路径交错的花园”里迷失自我，忘记中国尚处在走向法治的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