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不同，法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是一种可称为绝对意义上的分立，或者也主张“议会至上”，司法决不能干涉立法和行政。这种理解的历史渊源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革命前高等法院（Parlement，又译为“议会”）的废除有关，因而与一般国家不同。对当时的法国革命派来说，“三权分立”并不是美国宪法学中讲的“相互制约和平衡”，而是议会至上，其含义是，议会有立法权，议会是唯一立法机关；行政、司法机关无权立法和干预立法。当然，立法机关也受到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它来自立法机关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不应来自行政或司法部门。[10]
就法国来说，“议会至上”或“立法至上”与“三权分立”并不是对立的。它在运用分权原则的过程中，既吸收了总统制的特点，也借鉴了议会制的特点。通过加强总统的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从而把分权的权力重心由立法转移到了行政，并建立了半总统半议会制的体制。另一方面，法国建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并不属于司法系统，而属于行政系统；1958年
宪法设立的
宪法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
宪法法院。这都反映了法国宪政实践中，司法权、行政权对立法权不予干涉、制衡，不得干涉、制衡的一般态度。
同样，谁也不能不承认：法国也是标准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国家，法国的国民议会也没有允许恶法、不正义之法被随意制定。
三
通过美、英、法三国在宪政实践中对权力制约原则的不同运作方式，和对“三权分立”的不同理解，可以为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些许借鉴和参考。
首先，对“三权分立”的学理探讨是辟为热烈的，然而谁也没有考虑过将其运用于中国的
宪法点修正或宪政建设进程中去。邓小平曾多次批判了三权分立制。他在1986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照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由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他在1987年会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又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987年在和外宾的谈话中他也曾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立即执行，不受牵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