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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提到法学的方法的重要，我写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直写到第八册，第八册之后就没有再写的原因就是我到司法院工作，它是一个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属于司法院的一部分，不好老是批评人家，就没有再写。我写《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我跟各位同学老师报告，并不是我懂才去写它，因为我发现我不懂但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就开始找资料，由不懂慢慢变成懂，懂之后就把它大胆的登出来，有了习惯之后就慢慢好起来了。我回台湾教书的时候写的第一篇文章，在《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上的《第三人与有过失》，写这篇文章非常之难，而且也没有把握，在台湾写文章是一个冒险的行为，什么原因呢？没有讨论，这么多好的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德国、美国的学者为什么文章写得好，第一因为他有基础，第二经常有人评论，在德国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助教，这个助教要发表意见，就相当于秘书，经过这样几次文章才很周全。台湾写的时候有没有跟人讨论，明天拿去登的话，今天抄稿，完全是冒着很大危险在登的，所以很多错误也是在所难免。
《第三人与有过失》有两个问题，写文章的时候尤其民法的文章，要写基本性的文章，我有曾经在“财政部”工作，我当财政部长的秘书，也有很多机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的年会，那时候研究税管，那税法修改的话书没有用了，民法至少基本原则还存在，第三人与有过失，这里有两个问题，在台湾发现在大陆也发现，爸爸带孩子过马路，爸爸没有小心孩子被人家撞到，孩子要承担父母照顾不周的过失，这是与有过失，或者你做人家的机车，机车驾驶人发生车祸，你在车上摔倒，你向家人说司机有过失，承担他的过失，子女要不要承担父母的与有过失，一个就是利用他人某种行为要不要承担与有过失，这个类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刚才驾车的时候发生了车祸，车祸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了，他的太太或者母亲看到，结果他的心脏病发或者流产，以至于自己精神受伤能不能向他请求赔偿，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可以请求的时候，要不要承担他的与有过失，就是说车祸的与有过失，这个就变成第三人过失，后来在台湾法院的判决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样。我一直说写一篇文章很难，但是我觉得跨进第一步很要紧，跨出去尽量找问题，比如我写刚才那个问题，要不要承担与有过失，这是一个问题，说有一个人看见车祸结果他精神崩溃，我说这个案子本身也可以写一个文章，就是说看见，mental shock cases，这个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就看书，看书的时候就想，不懂的变懂，写一篇自己的程度就慢慢提升，每写一篇进步一点，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了解太少，但是靠着写一篇文章自己增进一点，写一篇文章增进一点，日积月累稍微有一点增加，完全是从不懂到慢慢有所了解，借着每篇文章的探索，使自己在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增进，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各位同学或者说年轻的老师，在研究的时候也能够这样写作。
刚才我讲到案例的研究，在这个以前的书案子统统没有，这个比较能够去分析案例的大概从我开始，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学习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一个人要写判例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学习，透过写判例学习，如果你写一篇法律的文章，只是理论的话，这个比较容易，周全不周全，当你分析很具体的案子的时候，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呢？你说人家能不能成立，说的对不对，这个案子是这样解答吗？这个是很具体的，不是说个很抽象的理论，到底你的见解可采不可采，台湾在民法上有一点的基础，写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前半夜说这个可以成立，后半夜说这个不能成立，没有把握，一篇一篇的文章在累计起来，我觉得判例是一个让我们学习念法律、读法律。
日本以前学习德国法，比如因果关系德国法讲的很多，相当因果关系搞了半天，比如我开车发生车祸，车子堵塞了，车子后面的人就从人家的花园里面跑过去，把人家的花草树木弄坏了，人家就向他请求赔偿，这个可不可以成立。日本的学者到美国留学，他把美国案例法研究带回日本去，日本东京大学每个学生都要有判例研究，判例研究是学习法律。判例研究是参与法律，你表示一个意见让法院能够参加，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希望尽一点力量，台湾最高法院的判决跟我写的文章都有关系，很多重要的判决因为这个文章改变的也有，我举一个例子。出卖他人之物是不是无权处分，台湾的民法118条说处分是包括买卖，所以出卖他人之物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才能够有效，我一直说买卖契约还是有效，我写了一篇文章很短，结果台湾最高法院的院长看到，他甚至把这个文章印给最高法院的每个法官，说看看我们怎么办？因为写的稍微多一点，很多法官就不满意了，说王某人总是在批评我们，但是也发生了一定的效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孙先生，他说王某某跟我很熟，他说你不知道你的影响力有多大，我说有什么影响力，他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在评议的时候常常要出去之后，有的法官说这样的理由王某某会不会写一篇文章会不会批评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尽到一份责任，也在努力，法院也尊重别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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