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本来题目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写作，当时是这样的构想，今天看到来听的同学有硕士班、博士班，刚才院长让我随便说说，我这个报告就没有那么严谨。佟柔老师在生病住院的时候，王利明院长陪我去看他，他穿着很整齐在客厅接见我，我就非常的感动他这种风范。还有一件事情，中国
民法通则第
五条规定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应该依政策，在开会的时候也是很大规模，有很多洋人质疑，在中国是政策大还是法律大？很多人质疑，
民法通则有政治化倾向，当时我就表示了意见说，这个政策指的是公共政策，所有的国家当法律有漏洞的时候，都要填补漏洞，如果依台湾民法第
一条法律没有规定依法理，在美国侵权行为法上一直讲policy，事实上它讲一个公共政策，我也讲了一些话，所以佟柔教授和谢教授也说王某某讲的很好，我也深受鼓励。
今天正如王利明院长所说，我1990年初次访问，4月遇到一场沙尘暴，今天完全不一样，明德大楼法学院的设备，尤其是侵权行为和人格权的研究已经达到国际的水准，我昨天也是班门弄斧，给你们讲一个人格权的题目我就非常的紧张，事实上，王院长、杨立新教授、张老师的研究已经远超过我。今天笼统讲一个题目，前天吃饭的时候杨立新老师说你能不能讲讲写这几本书的经过，我想就讲讲我写这个书的经过和一些背景和方法，顺便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读其书知其人，知其人读其书，今天我就讲这样一个事情。
1960年代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台大和德国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同，到德国念书的时候考实例题，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题目：有个人去打电话，那边有一个电话亭，结果他就投一个钱进去，后来机器坏了，钱跑出两个出来，他还拿钱四望无人，就去买东西，他问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傻住了，为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问题，从来只是想它是要约还是要约诱引，这个是一个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钱跑出来的时候所有权属谁？光知道这些基本概念还不行，还要有一个请求权的基础来处理它。那个时候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法律思考的世界，所以我们甚至有很多当法官或者律师的到那去考试，第一次的民法的考试统统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在德国我首先在海德堡念书，今天有很多同学都到国外念书。那个时候海德堡有十个台大法律系的人同时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几个名额，当时只有台大法律研究所念德文，所以很多同学靠奖学金，我是靠教育部的奖学金在那念书，那个时候买机票到德国去要一年的薪水，即使有奖学金也不能座飞机，要坐船，那个时候很艰难，要一个月。出国的时候台湾还没有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家里也买的一个电视机。海德堡人太多，想换个环境，就到慕尼黑念书。当时德文讲不好，又恐惧，我很有幸跟拉伦兹先生，找上他，为了让他认识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坐第一排，他看有一个东方学生在这边，印象深刻，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大胆的去敲门，一个德国教授通常有三四个助教，他问我什么事情，在德国一个教授见他要先预约，不能随便见他，他说常常看到你，我说我想研究，他说你做一个报告好了，我就花了几个月写一个报告，就去讲一个台湾跟德国法律的关系，这个报告写得还不错，他主动登在德国最有名的杂志上，我第一次得到了鼓励。
主持人 张新宝：这是华人在德国最早的一篇最出名的论文，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
后来我要跟他写论文，他说好，他说这样子，你写的题目要写德国法的题目，一个月以后找五个题目给我看看，我决定一个。我那一个月非常的勤奋，读德国的书，写了几个题目给他，他讲了一句话说，你对德国法了解还不错，我选的题目就是解除契约，德国法上也一个特殊的问题，法定解除权跟契约解除权的关系，尤其是契约解除权对法定解除权的准用关系。各位很幸运，尤其是民商法的同学，这边有很多丰富的图书，这么好的老师，我就选了一个部分题目给他，这个题目给我很大的帮助，第一它是纯粹德国法，第二它又是准用的问题。拉伦兹先生主要研究民法跟方法论，这个很重要。选一个博士班的老师、硕士班的老师，选他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很彻底的读他所有的书，从这里面吸收了他思考的方法、吸收到他做学问的方法，这次我很彻底的读他的书。这个问题牵扯到纯粹的德国法，所以就去研究法律解释权的问题，什么叫准用？什么叫类推试用？研究这些问题，第三这个案子牵扯到很多的判决，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念法律系的时候，没有读过一个法院的判决，也很少老师上课拿着判决在讨论，但是你知道，在德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读判决，国家考试就是考几个月前的判决，就把它改造一下，考这个东西，德国法学看着好像抽象的规范，实际上它是已经由判例法所构成，并不是纯粹抽象的法律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