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诉诸“公民社会”?
1989年后横扫苏联及东欧的政治变革冲击了整个世界,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中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公民社会,或某种公民社会的因素。因为,从70年代开始,东欧一些国家便出现了一些政治反对派组织,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其中波兰团结工会还打出了争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旗帜。由此,Alato称波兰社会运动为“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兴起,Pierce Sanszi将波兰社会运动界定为“公民社会的再生”。无论如何界定,人们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公民社会及争取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在苏联东欧民主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它们发生或促使其垮台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有根据,在当时却促使东欧甚至西方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研究公民社会的第一波热潮。
20世纪70-80年代,东欧各国在改革和争取民主的过程中,纷纷诉诸“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并以之作为其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社会团体运动蓬勃发展。诉诸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突破极权政治的牢笼,再造一个独立于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在“金丝绒革命”之后,那里虽然建立了民主政治,然而诉诸公民社会的行动仍然被认为是必要的,一般认为,即使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一个独立于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社会仍然应该存在下去,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社会时,泛政治主义,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民主和不自由才有可能避免。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一登上苏联的权力顶峰,为稳固自己的宝座,审时度势,立即打出了改革的旗幡。他的“多一些民主”“民主化”“公开性”这类实质上是开放公民社会的口号,受到普遍欢迎和响应,一时间,全苏联沸腾了,但是彻底腐朽了的苏联官僚集团并没有准备好---实际上也没有心力和能力来做好准备---应付这突然奔涌而至的来自民间的以民间为诉求的波涛骇浪,对苏共来说,戈氏打开的原来是个潘多拉魔盒,执政集团驾御不了从民间纷纷跳出来的民主“妖魔”。在全苏联共和国,名目繁多的“非正式组织”、“人民阵线”之类的公民自发团体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勃然而兴,迅速聚结⑥。这些民间自发力量要求实现政治参与权和对当局的监督权。戈氏由于其本身固有的旧意识形态的本性未泯,又受到党内顽固势力的阻挠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对待民间的运动始终持一种敬鬼神的态度,没有勇气也缺乏招数去驾驭和利用这些民间力量。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以及各共和国的民主派和民族分立主义者却充分利用了新兴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得以同戈氏所代表的苏共中央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最终把苏共和苏维埃联盟国家一起扫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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