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
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
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
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
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
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
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 “身高歧视”、 “高考移民”、 “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
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
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
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
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
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
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
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
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
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
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
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
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
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
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
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
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
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
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
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
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
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
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