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公权力监督机制中的监督对象而言，第一对象自然应是决策机关，其次是执行机关，再其次是司法机关。毫无疑问，在我国，以国务院为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决策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是主要的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因此，
《监督法》将监督对象确定为一府两院是适当的。尽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7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对象还包括中央军委，但毕竟一府两院行使的公权力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涉及公民的权益和自由。只要法律赋予一府两院的权力不被滥用，公民的权益和自由在一般情况下就能得到较有效和实际的保障。
不过，我国公权力行使主体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包括党的纪委和政法委等）有时也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特别是有些地方党委一把手，他们往往个人，而不是通过政府，行使决策权力和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力。根据权力和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理，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对各级地方党委，特别是党委一把手，如果对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法治将无法正常运行，滥用权力将难以完全避免，公民的权益和自由将难以有效保障。然而，人大常委会不可能监督党委和党委书记。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使党委和党的机关尽可能通过政府和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而不代替政府和政府机关行使法律赋予政府和政府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干部应尽可能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如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府首长。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他们如果决策失误，或腐败、滥用权力，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可随时罢免或撤换他们。这次的
《监督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显然有所不足，但这种不足只能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解决。
第三，就公权力监督机制中的监督事项和监督方式而言，第一重要的自然应是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违法审查，其次是预决算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情况审查，再其次是人事任免案审查等。这次的
《监督法》对这些监督事项和监督方式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大多源自
宪法、组织法、《
立法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而非完全为
《监督法》所作的制度创新。但
《监督法》将这些规定系统化、具体化、程序化，使之更具操作性，这无疑是该法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