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什么”走向“如何”
9. 功夫在诗外?
近几年来，我对法律方法投下一定的关注，为何转向本不熟悉的异域? 生于忧患，但不一定死于安乐。在志业层面，法学界一些人，尤其是有的法科学生们对法学自主性的怀疑及至颠覆，令人忧虑。近几年来，本人一直在试图找到些法学赖以独立存在的什么东西，凭借它们，法律人——如果大家还未放弃这一专名，这本身便是对法学自主性的一种证明——可以组成一个自己的共同体。风传哈佛法学院有一名言：当你毕业走出法学院的大门时，你眼里不再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原告和被告。名言是否为哈佛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句话的确传达出法学、法律人的某种神韵或特质，并给留守法学家园的人以鼓舞。但似乎还需作些补充，譬如在思维方式上，在法律方法上。
更为实在的考虑，来自在校和毕业的法律人应用法律的能力，他们面对案件，常常如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仅以我校2005年法学硕士初试法理题为例。题中给定的事实为： 2001年，广东省汕头市一居民甲，从该市中国银行一储蓄所取款后，未及点数即回家。不一会儿，该所经手人储蓄员乙匆匆来到甲家中，说多付给甲人民币600元，经查点后属实，甲遂退还乙600元，乙大表感谢后返回。事后，甲想起该储蓄所柜前的告示“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觉得该告示不公。其中一问是：这一告示公平与否，或者是否有效? 为什么?不料有答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答违反诚信原则，还有几个考生竟说，告示未公开，所以不公平，连事实也未看清。很少有学生利用题中给出的相关法条(其实答案就在里面)，展现其应用法律的能力，令阅卷者在笑谈中神色平添许多凝重。
为此，本人曾在法大几次讲座上力劝学子：可后知哈贝马斯而先要读萨维尼；要出乎其外，先入乎其内。似乎和者寡，非议者众。法大讲座，仍多是义理大道遑遑，人文关怀切切，至于法律者怎说，无人理会。
10. 如何走出“外热内冷”之窘境?
10年起步、初见轮廓、内容单薄、体系混乱、外热内冷、流于清谈，这是我眼中的法律方法论在中国的现状。1995年梁慧星先生的《民法解释学》，开启中国大陆系统研究法律方法之门。此学由一部门法学者发端，无论有意无意，倒颇合法律方法论之学术传统。近代此学之大家，如萨维尼、黑克、恩吉施、拉伦茨、考夫曼，不是主治民法学，就是以刑法学为主业。随后则是少数法理学者跟进，而研究掀起初潮，似乎在2001年前后，这以拉伦茨、王泽鉴和黄茂荣的法律方法论著述的引入为标志。自此，法律方法论为法理学界一批人全面关注，至今轮廓初显,不无成绩。
然而，法律方法论的内容仍集中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形成重规范轻事实的局面；泛法律解释，泛法律推理致使体系混乱；更为不得不警觉的是，法律方法论陷入外热内冷，清谈多于应用之窘境。谈论方法的人渐多，却未见用好一二利器；在对“黄碟案”、“葡萄案”、“
种子法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分析中，少见方法，多是自说自话。方法的生命在于应用，舍应用，方法有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