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方法仅是实现价值立场的工具吗?
法律方法，有何功能，借用德人诺伊曼所说：法学研究改变着其科学活动的对象。一本禽鸟学的教科书并不触动鸟类的世界；而一本
刑法教科书改变着
刑法。其实，马克思早就言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般而言，法律方法，不仅是工于用法，也将功在造法。在用法造法中，法律方法显现出这样一个不断逼近目标的功能链：方法改变前提，前提改变结论，结论改变行为。或者说，方法改变着法律，法律改变着人的行为，如果将“偷一罚十”视为对制定法在小额盗窃上合理的拾遗补漏，会有助制止超市中并不少见的偷吃偷喝行为。
这一功能链发生的具体机理是，法律工作的根本特点是做出法律判断，形成法律判断取决于大小前提是否相称。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小前提不相称，或曰事实与规范关系紧张，这就需要去建构大小前提。建构意味着，使事实一般化，将个案向规范提升，将规范具体化，使规范向个案下延，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螺旋式向上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单一或交叉地运用到各种方法。前提发生变化，结论（判断）就不相同，最终影响到人的行为。
上述一般功能似无异议，极有争论之处在于，法律方法不过是判断者实现其价值立场的工具，还是可限制判断者的恣意妄为，如何看待这一吕特斯们vs拉伦茨们之争? 除极少例外，如中国
合同法第
125条，的确，法律方法非法定方法，判断者可独立决定，用不用方法，用何方法，方法选用的次序，去达到其目的，似乎方法无情，吕特斯们完胜。然而，如果判断者要使自己的意见具有说服力，不能漠视法律共同体中使用方法之习惯，如要考究语词含义，通常以文义解释为先，体系和历史解释依次发生，而解释是获得立法者原意的手段，这就划定了判断者的活动空间。再如，说服力的意见离不开论证, 论证要遵循规则，判断者论证的义务也对任意有抑制作用。当然，这不意味拉伦茨们无懈可击，因为终极上方法替代不了价值，如类比中对比较点的选择，主要不在于唯理性的认识，而在于决断，因此权力的运用至关重要。视比较点的选择而定，可能会得出对立的结论。质言之，一方面应洞察到法律方法既可扬善，也可助纣为虐，另一方面应承认，法律方法加大了泛道德化和恣意妄为的成本。
4．方法先行，还是法治优先?
首先需明确当下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方能恰当评说法律方法的作用。与一些人的看法相同，我也以为，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不能贯彻于生活，不久前(6月18日)，国土资源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
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如比，法律不还多是纸上秀，实际中，关系或利益才是硬道理。法律至上，信任法律，仍是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中人，当然，应为之而奋斗。怪异的是，法学界批法条主义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在此禁不住要问这些批判者们一声，法条都置之一边，哪来的主义。幸亏还有不少人看出，这样的主义，之于当下的中国，实是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