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事件是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国务院在1982年，也就在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颁布的年头，颁布了导致孙志刚先生失去了生命的这部《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个法规出台之后，许多地方立法机构不断地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扩大它的适用范围。不仅仅是流浪乞讨人员，后来包括多种多样的人，比如说北京要开“两会”，就开始清退外地人员，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很有效；对于法轮功的练习者，向政府申冤的上访人员，一些来到城市寻找生计的农民，统统可以纳入收容遣送的范围。许多大城市都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收容站，被收容者在里面失去了人身自由，“牢头狱霸”对他们敲诈勒索，凌辱虐待，非正常死亡者又何止孙志刚一人！一些人的家人来接他们出去，但是，收容站却要收取一笔钱。这种种侵犯人权的情形由于孙志刚之死而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上的讨伐声浪此起彼伏，其中，对于法规违宪的问题由于一些法律人的参与而凸现出来。
北大毕业的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和许志永，勇敢的站出来向全国大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希望常务会应该做
宪法的守护神，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对于涉嫌违宪的各种法律法规规进行审查。
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何非法的侵犯，这是非常明确的
宪法权利。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李惠娟事件也好，孙志刚事件也好，都没有真正的引发
宪法意义上的前进，也就是说违宪审查机制并没有确立。前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室，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广泛关注和期盼。不过，那个备案室只是一个事务性的机构，称不上是违宪审查制度的一部分。当然，乐观一点说，这毕竟是迈向违宪审查制度的一步，虽然像是小脚老太的步子一样小。
进一步分析，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更需要一种文化的环境，也就是说，需要有与违宪审查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这个方面，我们这里存在着历史传统和引起制度之间的严重冲突。从更远一点的文化因素来讲，我一直觉得要建立
宪法诉讼体制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老百姓能够经常看到官方机构或人之间互相打架，公开的冲突，经常有位居庙堂之上的人受到公开指责，并且也经常公开承认自己是错的。立法机构举行的听证会也好，
宪法诉讼也好，一定是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而且结果不能总是判决政府胜诉，那就没有
宪法诉讼了。法院经常判决人民胜诉，政府在这个时候就显得灰头土脸。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将当权者犯错误视为平常事的心态，如果政府总是正确的，那么宪政或法治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此，违宪审查制度要求政府以及民众都保持某种低姿态，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完全拥有者，都要尊重反对派——之所以有政党竞争，之所以需要言论自由，就是因为真理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专利。如果没有这样的开放心态，没有一种对抗同时又有妥协的政治文化，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颠覆政府，那么宪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