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建立调解制度的历史尝试
李道刚
【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三个法院启动了建立调解制度的尝试。试验性的法院调解制度仅仅适用于民事案件。凡符合法院调解管辖前提的申诉会被很快送往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经过非正式的取证，最后作出裁决。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裁决，则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之前的调解和裁决均归于无效。美国联邦和各州的
宪法都载入当事人寻求公正司法救济的权利。若当事方对调解结果没有正式提出任何异议，调解员作出的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Abstract: Middle 70th of the last century three courts in USA tried to establish the ADR system. The Pilot-Project was applicable only for civil cases. All appeals that accorded with the mediate precondition should be directly sent to the Peace Commission. The mediator has to make decision after collecting evidence. If one or both partie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the formal judicial process would be started and the mediation before must be no avail. The right of the citizen for fair judicial remedies is already written in the US-Co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all American States .If there are no objections from the parties,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mediator will be equally authentic as a judicial judgment.
【关键词】美国法院；调解制度；非诉讼
【全文】
研究资料显示，美国是系统建立当代调解制度，即所谓的ADR最早的西方国家之一 ，始于70年代。而其他西方国家，如德国和欧盟则要晚大约十年左右。以德国而言，虽然战后诉讼案逐年攀升，但似乎并未出现美式的“ADR现象”。原因主要是民事诉讼制度相对的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德国法官在任何阶段都有促成当事人和解的义务；德国又是成文法的国家，由职业法官进行审判，审判结果的可预测性程度较高等等。 因此，德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远不如美国发达。
众所周知，仅就“非诉讼”这种形式而言，调解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苏力教授就为我们描绘了诸多中国当代“赤脚法官”的群像。 事实上，中国的调解制度是颇有传统的，或可说业已成为中国法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理念，似乎将调解定位在“群众参与”方面。在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另类“调解”就曾大行其道，方兴未艾。在过度强化对敌专政的文革期间，“群众参与”也依然是“民主专政”的重要方面。70年代中后期，笔者曾在西北某省会城市的一间部属大工厂的治安联络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直属总厂治保委员会，负责厂区和福利区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内的所有刑、民事案件。辖区内的打架斗殴、偷窃抢劫、少年犯罪，以及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等。情节较重的刑事案件或较为复杂民事案件则送交或协助派出所和街道办处理。每日“办案”多为当事人自动上门，可见群众在潜意识中还是认同这样的机构的。人民调解制度可谓“群众参与”的典型。用现代法治观念来衡量，疑问颇多。但在公检法“半身不遂”的当年，确也多少起到了维持社会治安的若干作用。特别是，就其讲政策、讲情理、讲道理的特点而言，与文革初期私设公堂、打击异己、人身侮辱那样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