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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对待批评，拓宽非讼纠纷解决渠道。
公众对法院、法官及司法改革的多项批评，也应一分为二的看待。由于法院不宜回应各种批评，而各界的评价又是不可回避之事，为了避免法院沉默的潜在危害，美国调动了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仍然需要调动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美国如此，我国更应当如此。法律意识和社会基础均比较薄弱，法院单方强调司法权威必然是孤树难支。建议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在党委的领导下，由检察院协同司法局、出版署、律师协会、法律团体和法律院校等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共同阻击和应对针对法院的各种非法批评。［15］另外，现代社会权利救济方式有多种，并不限于诉讼救济。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协会、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劳动仲裁、经济仲裁、民间调解及私了等等化解社会纠纷渠道的作用，建立健全以法院为主导的多渠道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机制。这样，纠纷不全部集中于法院，法院自身建设会增强。
（四）、加强法制建设，优化司法环境。
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法治威信度不高。如我国现行审级制度和再审制度及上访制度就有待完善。申诉无限制和再审条件过于原则、再审范围过于宽泛之现状，急需通过立法加以改变，急需对再审启动主体及再审的次数等加以严格及科学的限制。否则，以牺牲司法权威为代价，暂时满足一方当事人的期望，不利于维护判决的既判力和终审判决的效力，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及公信力。同时，各级法院以及社会各界还需要依照法律规律办事，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并倡导法律至上、信法守法之法治文化。如果公众缺失了对法律的信仰、缺乏了对法院的认同和信任，就会远离法律和法治。只有让公众相信法律所表达的公正、公平、正义能够在司法活动得到充分体现，司法才能获得权威和尊严，只有树立起对法院司法职能的信仰，法院的公信力才会在公众的认同中渐次达到。健全的法制，能让损害公信力的官员及时下马，能让诚信丧失的个人或组织及时淘汰出局，社会步入良性发展。
最后，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司法工作既要按照其自身规律去运作，又要为社会公众所认同。这里，注意全社会公信力之提高。相关机关与人员具备法治理念、处处维持司法权威，那么，法院的各项工作就会顺利得多。比如媒体既可批评指责法院，也可以成为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法院裁判的载体，可以成为法治建设的强大推进力量。应当密切法院与其它机关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将司法公正自觉融入到社会正义中去，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结束语。
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和服从的基础，司法公信力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尺。司法具有了高度的公信力，法官与法院会被人们崇敬，公众也会习惯于到司法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并对司法权运作的结果：生效裁决具有充分的尊重，进而自动及时地履行生效的裁判，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相关组织在接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能够尽力协助。执行不再难，法院的裁判得到普遍的认可，公平正义得到保障。
相反，如果公信力流失，公众对法院及其裁判不再认同，后果是可怕的，机关形象受损、民众信心受损不说，国家政权机关怕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如今，一些机关和团体公信力流失令人颇为担心，这里也包括不少地方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法官的事情，是法院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法官先在整个法律职业群体中树立权威，才能在全社会对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是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所在。当然，法院和法官在维护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做表率并应走在其他人的前列，自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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