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佘祥林等案件，我们首要的是树立人权保障意识，健全人权保障机制。正当法律程序的建立，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因此，建立并完善正当的法律程序，是确保文明司法的法律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律师取证层面：建立配套制度以有效保障律师的取证权
首先，必须完善立法，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法制环境。取消《
刑事诉讼法》中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在手段和方法上的种种限制性规定，进一步扩大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使之和司法机关的取证行为基本处于均衡；借鉴国外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做法，吸收他们成功的经验，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工作顺利开展，为律师取证设定必要的制度保障；对
刑法306条辩护人妨害证据罪作出详细的立法解释。由于辩护人在收集证据方面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对抗性，对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因此，他们履行职责收集证据的合法行为，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妨害证据的行为。何为辩护律师的正当执业行为，何为妨害司法行为，法律缺乏相应的规定，而且在实践中公、检、法各家对该条的解释不一，操作中矛盾重重，多次出现错误追究辩护律师刑事责任的情形，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谨小慎微，以防“犯规”。
其次，保护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强化其作证意识。法律上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实际生活中真正出来作证的很少。他们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处世观念。对公检法来讲，大部分证人还是会出来作证的，这与国家的强制力、司法机关的威慑力有相当的关系。而辩护律师要证人作证就比较困难，必须经过证人的同意，可是大部分证人却选择不同意。要他们在法庭上当面指证被告人尤为困难，因为他们害怕被打击报复。因此，建议完善相关法律保护证人作证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必须作证，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证人认识到作证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惩治邪恶势力，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力工具，从而为辩护律师收集证据提供方便。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层面：赋予其沉默权，建立律师在场见证取证制度，
第一，确立“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有限的“沉默权”规则。拒绝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最早源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被告人说话”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律师的介入以及辩方证人的作证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随着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冲突的加剧，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审团审判等普通法权利，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写入美国独立前各州的
宪法或人权宣言的。 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主要是为了防止这样一种危险，即一个人所说的话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诉的证据。沉默权制度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延伸。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 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7月1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规定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疑罪从无的内容；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介入；规定庭审基本实行控、辩式等。但是，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赋予他们沉默权，已经是势在必行。（2）是顺应世界诉讼民主化潮流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一个重要内容。为了顺应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应当根据我国司法实际形势及其利弊关系，逐步确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的原则。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进“沉默权”原则的同应对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