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缓解我国司法资源紧张的需要。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纠纷频繁复杂，有些地区呈现“诉讼爆炸”现象，司法力量已捉襟见肘，特别是西部地区，司法人员断层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国家的重视，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化解不断膨胀的各类纠纷，理论界已在探求替代性解决民事纠纷机制，而作为刑事司法，司法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也大量实行简易程序，有的地区也在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理、诉辩交易以节约司法资源。两极化刑事政策影响着刑事立法，建议刑事立法规定对一些轻微犯罪引入非司法途径处理，或以非监禁化处罚，以减轻监狱的超负荷状况。监狱是整个司法资源的一部分，其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以我国江苏为例，一个罪犯一年的综合开支大约要1.5万元。［18］一方面国家需投入大量资金到监狱，另一方对刑事案件投入的侦查、审判费用严重不足，以及用在解决社会其他纠纷的司法经费极为短缺，导致一些民事纠纷因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而转变为刑事案件，［19］可见国家对罪犯关押越多，也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甚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5、为恢复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关系创造条件。在古罗马社会的早期，个人利益的侵害只是被看作私人之间的关系，实行的是私刑，这种犯罪是产生债的渊源，可以用金钱支付以为补偿。［20］虽然这是原始的犯罪“报应”观，但充分说明国家机器对私人之间的冲突不予过多干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制度，赋予受害者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自主选择余地，很大程度上目的在于融洽犯罪人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很多刑事受害者，只要被告人表示悔罪或赔偿损失，其受到创伤的心灵就可得到抚慰，失衡心理可以恢复。因而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对部分刑事案件以“赔偿”形式处罚犯罪人，使双方关系恢复平静。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提出侵权行为法与
刑法的综合调整的观点，提出
刑法只有在侵权行为法的配合下，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21］可见，侵权行为法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重视，
刑法只是在侵权行为法不足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越到补充保护的作用，成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四、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构建
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直接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其手段具有多样性。在刑事政策的指导和影响下，并不限于刑罚各制度，更包括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的诸制度［22］。刑事政策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本文围绕建设和谐社会这个中心，对刑事政策两极化提出以下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