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具有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历史传统思想。中国古代社会法制呈现“重刑轻民”结构，强调以重刑维护统治地位，由生命刑和肉体刑构成的刑罚制度十分残酷，虽然如此，兼顾重刑与轻刑在一些朝代得到运用，西周时期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指在使用刑罚时要根据犯罪形势的需要而区别轻重，这一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刑事政策。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他并不反对用刑，只是认为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手段，治理国家需要德刑兼顾。另外，古代的“保辜”制度要求犯罪人积极救治受害人，以受害人是否得到救治为主要情节决定对犯罪人是否从轻处罚，既保护受害人，又作为一项减轻犯罪人刑罚的重要情节，体现了刑罚的宽严相济。汉文帝期间，开始废除肉刑，代之以其他刑罚，经过汉景帝的发展完善，使中国古代刑罚在重刑化的框架中出现了轻缓化的趋势。
2、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针对犯罪现状的需要。犯罪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当前，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经济转型时期，利益的冲突异常尖锐，也对社会秩序带来了震荡。近十年来，中国的犯罪现状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二是重大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三是经济犯罪案件相当突出。［12］以上海为例，据统计，自2001年4月截至2002年12底，上海法院审结的13987件危害社会治安的一审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2963件，占收案总数的20.75%，在19731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罪犯中，小于25岁的青少年罪犯多达8193人，所占比例高达41.52%。［13］另外，有组织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也呈不断增长之势，正如全国“打黑办”负责人在2006年5月24日在答记者问时所说，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恃强逞凶，称霸一方，其组织性之强、犯罪手段之凶残、社会危害之大，都是一般刑事犯罪无法相比的［14］。可见针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大幅度上升的暴力犯罪，必须采取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对青少年犯罪以感化教育为主的轻刑化政策，对带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以打击惩治为主的重刑化政策，这样才能达到
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功效。
3、平衡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需要。任何社会中，
刑法功能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刑法通过惩罚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
刑法又保障人权。只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相互协调平衡，才能最大程度地最有效地实现
刑法功能，从而达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如何兼顾
刑法两个功能的关系，刑事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需要强调保护社会利益时，刑事政策就向严的方向发展，当需要强调保护个人利益时，刑事政策就向宽的方向发展。［15］两极化刑事政策可以满足这种需要，没有孤立宽严刑事政策与
刑法功能的关系，都可以融合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
刑法功能。对于轻微犯罪实行轻刑化政策，体现
刑法的人道性和宽容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人道性仍是
刑法不可或缺的价值意蕴。［16］对于一些恶劣行为，尽量采用宽容态度，孟德斯鸠指出：对恶劣行为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认定为有罪。因此，民事上的法律可以较容易地纠正这种行为，不需要许多大的强力。在这些国家里，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17］可见，刑事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关心预防犯罪，达到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也体现了
刑法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犯罪实行轻刑化刑事政策，一方面确实是对青少年的保护，但从另一层面上分析，轻刑化有利于犯罪青少年改造，及时回归社会，避免过重的刑罚使青少年在监狱受到感染，导致人格异化而重新走上犯罪之途。因此两极化刑事政策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失之一侧，
刑法双重功能将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