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设计的初步构想
1、适用主体与程序
税法中运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由谁来行使否认权呢？现一般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由法院来行使否认权。如，有学者认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唯一能够作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裁决的主体，即只有法院才能根据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受害人的申请，以诉讼程序（又或执行程序）作出法人人格否认的裁决，其他任何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严肃性和审慎态度，以更好地维护公司法人制度。”“公司以其法人面纱掩盖恶意欺诈、恶意串通以逃避税收的非法行为时，人民法院有完全的必要依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刺破该公司的面纱，此时的原告可为向法院提出否认公司人格主张的税收机关”[8]该观点主要注重于维护公司法人制度，认为，如果将“否认权”扩张至审判以外的程序，公司的人格面临不同机关的审查，易在实践中出现滥用否认权、本末倒置的局面，动摇并削弱独立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基础地位”。
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制度”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控制适用范围和条件，以维护公司法人制度的基础地位，这种价值权衡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若税务机关只能通过诉讼行使申请权，可能难以发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防范逃税中的作用。主要理由为：一是，公法之债的实现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去实现，存在理论上的障碍。“税收法律关系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因它而产生的法律诉讼，全部作为行政案件，适用行政案件诉讼法”[9]，但现有行政诉讼制度，显然是不支持税务机关作原告的。二是，正是由于理论上的障碍，实践中缺乏可行的操作程序。如可比的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税收代位权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案件的性质难以确定，给法院立案带来困难；税务机关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受到很大质疑；诉讼的高成本影响税务机关行使权利的积极性等”[10]，实践效果也是很小的。三是，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健全，公司诚信度低，内控机制不健全，新《
公司法》又降低了公司门槛，这意味着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情况不是少量的，通过诉讼去解决，效率低。
笔者认为，可将否决权赋予税务机关，成为一项行政权利。但为防止权利的滥用和扩张，应将该项权利适当上收，由市或省级税务机关行使。在程序上，税务机关行使否认权后，股东可提起诉讼，与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协调一致。操作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