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96年的《
刑事诉讼法》，其中在第
14条中稍有提及对公民诉讼权利的保护，但是法律后果并不明确。第43条第二段这样说，“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以这些方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会有什么变化。毒树之果到底要不要吃？通过这些描述，司法解释默认采用的。而传统上对口供“证据之王”的夸大和依赖就为警察有恃无恐的刑讯逼供提供了依据。即便在《警察法》第22条中有诸如“不得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的这种政治口号式的规定也是很难产生任何效力。
总的说来，我国这些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缺位就是缺少必要的法律后果，要么就是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其价值，这明显缺少科学性，在这样的法律面前，谁还会有敬畏之感呢？
四、从制度方面重点分析
（一）警察选任、培训、晋升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6条规定，担任人民警察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1）年满十八岁的公民；
（2）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
（4）身体健康；
（5）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6）自愿从事人民警察工作。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更何况还不能排除现实中的各种暗箱操作。1997年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全国警察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警察总数的37.62%，而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却有51.73%。这里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国家标准过低而且操作弹性较大；第二，制度不完善导致现实中有太多空子可钻，警察素质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文化基础是难以胜任现代法制对警察职责的要求的。
（二）警察在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传统意义上，明确将警察权视为司法权在中国并不少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一起并列为我国的司法机关，并有着“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体制，甚至在党内组织体系中，公安机关的地位往往要高于检察院和法院。这就在制度上造成了司法权的一种变态和不平衡。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的司法权都是由公安机关来直接行使的。而从更现实的角度讲，公安机关又经常是集行政处罚、行政裁判、刑事侦查与采取强制措施于一身，再加上其自身准军事化的机构特征，他的司法地位就居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了。更为严重的是，基于这样一种混乱的“司法”身份，他无论是在治安行政领域还是在刑事侦查领域，都对有关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事项拥有权威和最终裁定权，而这种权力是基本上无法受到中立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的，被限制、剥夺权益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而在理论上，警察权是不应该作为一种司法权来存在的，因为，无论是从中立地位上还是从“控审分立”、“司法最终裁决”的法制原则上，公安机关及其警察都不具有司法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