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判例本身而言，其作用在普通法法系国家中也不是至高无上的， 而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英国为例来说，第一，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上议院，其判决对所有法院都有约束力，1966年以前它对上议院本身也有约束力， 但目前却允许它在特定条件下不考虑以前的判决；第二，上诉法院的判决，对所有法院（包括上诉法院本身）都有约束力，但上议院除外；第三，高等法院一个法院、一个法官作出的判决，下级法院必须服从，但对高等法院的其他法官或其他高等法院的法官并无绝对的约束力， 只有重要的说服力；第四，判例法与制定法不一致时，往往以制定法为准 ；第五，下级法院的先例对上级法院没有约束力，中间层次的法院的先例仅仅具有相对的权威，其判例违反制定法或不合理时有被上级法院推翻的可能性；第六，英国司法实践中的“判例规避”是“遵循先例”原则的例外。在复杂变化的现实中，个别判例可能会成为不合时宜的教条，继续遵循将可能导致不公正甚至荒谬的结论，因此往往通过识别、解释等方法实现判例规避。美国虽然继承了英国判例法传统，但判例法的主导性地位远不及英国。建国初期就显示出重视制定法倾向， 后来出现以制定法取代判例法倾向，20世纪以来制定法的数量和地位日益超过了英国。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不必遵守自己的判例或先例， 各级法院所做判例对同级法院无约束力而只有参考价值。美国最高法院1810—1957年期间否决其自身的判决共90次，11个联邦上诉法院的判例对其他上诉法院及其自身只具有参考价值。
（二）
在19世纪的民法法系法学著作中，一般否认判例是法律的渊源之一，主张制定法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渊源。进入20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在这一争论中，法学比较法学家R.达维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他主张对这一问题最好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法院能否创立对未来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则，或者用普通法法系得术语来说，是否承认遵从先例的原则。第二，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就应该问，法院判例在未来案件中有多大说服作用？ 换句话说，对上述问题，一个是从理论上或法律上来回答；另一个是从实际情况来回答。
从理论上或法律上说，在民法法系国家，法官无权创制法律，也不承认“遵从前例”的原则。法院往往习惯于根据法律（或习惯）加以审判，如果没有相应法律或习惯，就以法理作为根据，而绝不仅限于援用判例。
但从法院实践来看，判例在法律发展中有重大的说服作用。首先，尽管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否认法官有权创制法律和“遵从前例”的原则，但法院强烈地倾向遵从判例，特别是上级法院的判例。其次，民法法系国家都出版官方和民间的判例汇编。律师在诉讼中经常引用判例，学者也经常钻研判例，这些现象也说明了判例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最后，行政法院存在的历史较短，行政法并没有像民法和
刑法那样完备的法典。因此，行政法院在实践中必须更多的依靠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