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集权的智慧性是指宪政以职位集权的方式，卓具智慧地解决了权力在集中与分散、时间与空间上矛盾，是人类社会组织制度智慧的结晶，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最高地位。宪政集权的智慧性可以用五句话表达：“一个职位，一段时间，全民轮替，集分得体，时空和谐”。
也就是说，
宪法只设立一个元首职位，只允许一个自然人在一段时间里占据这个职位，统揽国家一切权利，该自然人是在一波又一波的全民轮替选举中产生的，而不是依靠身份继承或暴力竞争产生的；由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元首，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得到了保证，由于国家权力是以和平轮替的方式进行的，是该空间内所有主体都有权参与的轮替，是分了时间段的可以预见的轮替，国家权力的高度分享也得到了保证；国家不追求永恒，反而得到了永生；不固定身份，反而收获了和谐；不反对轮替，反而获得了稳定，完全实现了权力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和谐相处，显现了人类在组织公权力方面的高超智慧。
二、宪政集权与宪政分权的关系：宪政集权是宪政分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
(一)“分权制衡”是我们介绍当代宪政的主要语词，但它不仅十分偏颇，而且显然掩盖了当代宪政精义在于集权的基本事实
关于宪政集权的内容与特点，宪政集权在美国宪法中的具体表现，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无意再做讨论。现在要思考的就是：既然宪政集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只提“分权制衡”就是很偏颇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十几亿人口搞了100余年的宪政，有没有提到过宪政集权？如果不提，是没有发现，还是刻意隐瞒与回避？如果存在没有发现、刻意隐瞒与回避的做法，它们对中国的宪政有害吗？如果有害，有多大？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从1994年到2006年，收集了11922篇关于分权的论文，而同期关于集权的文章只有4885篇，其中关于宪政集权的文章一篇也没有。长年累月地把宪政与分权等同，造成了宪政与集权对立，似乎只要是宪政的，一定是分权的；只要是集权的，一定是非宪政的。于是，“宪政的”和“集权的”成为一种思维范式出现在中国的核心期刊上，2006年2月，《政治与法律》发表了万毅同志的《宪政型与集权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导向性分析》，文章认为：“宪政与集权型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分类研究范式具有其理论优势” 。这足以说明，将宪政与集权对立起来，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中的定势。虽然目前没有资料证明100多年来我们是否提到过宪政集权，但至少在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论文中，还没有发现一篇研究或者提到过宪政集权的文章。这种不提，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是没有发现，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是不愿发现、刻意隐瞒与回避，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不全面介绍、研究宪政的做法对中国的宪政肯定是有害的，至于害处有多大？下面还会以例子来说明。
(二)分权制衡不是
宪法全部事实，却广受民众推崇几成
宪法全义的原因
与宪政集权是一种
宪法事实一样，分权制衡也是一种
宪法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为什么宪政集权会被民众遗忘，而分权制衡却被抬到如此重要的地步，几成
宪法全义呢？从客观上来说，宪政集权是
宪法的上位特征，只有总统或者有意参与总统职位竞选的人才能感受得到。事实上，论述宪政集权的文章，也多在总统对自身职位与职责的竞选报告、国情咨文报告中才得一见。分权制衡是
宪法的下位特征，每一个国民都能感受得到，这使得每一个公民对
宪法的理解都从分权制衡开始。客观上比例差异的悬殊，导致了分权制衡被过分地推崇，而宪政集权被过多地冷落。从主观上说，分权制衡除了源于表述者与接受者本身职位与视角受局限，还反映了一种害怕集权、反抗集权的泛权威心理。“分权制衡”的开创者，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洛克，都只是普通的公民，甚至是饱受封建集权压制，害怕再度集权的公民，这就决定了无论现实的
宪法如何，他们需要的、心目中的
宪法都是反对集权的
宪法，因为各人对
宪法的理解都是源于其心理需求。如果反过来，两位老先生都处在总统的职位，为整个国家考虑
宪法问题，他们首要的需求是集中一切国家权力，让举国团结如一家人，这时他们眼里的
宪法，绝对不可能是分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他手里获得通过。这就是当前存在的，总统表述
宪法特征与学者表述
宪法特征的差异根源。由于普通民众与学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的职位根本不可能使他们有“权力一统”的感受，相反，他们强烈要求平等，拒绝权威或者反抗权威？那么，他们如何在
宪法里找到平衡，理解
宪法的权威设计呢？显然，他们会从职位之外去找原因，诸如总统必须经过民选、总统可以被弹劾、总统行使某些权力必须经过咨询等等。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反权威的结论：“分权制衡”是当代宪政的重要原则，而宪政集权则不关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