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政集权的全民性与稳定性
宪政集权的全民性以集权的职位性为基础，宪政与国家的稳定性又以宪政集权的全民性为基础。苏联、东欧虽然实行了宪政，
宪法也规定了宪政集权的人民性，但由于它放弃了宪政集权的职位性，保留了“组织世袭”的身份集权规定，最终影响了全民性的发挥，不能给苏联东欧带来稳定。
因为身份集权一经确立，就会彻底破坏选举机制。为了证明自己与自己利益相关者的能力，集权职位的取得者一取得该职位以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彻底废除自己不能控制的选举制，改以自己能够控制的选举制，以暴力压制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同时强化正面宣传并维持已经穿帮的正面宣传。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职位的取得既然不能从和平选举中产生，有能力获得职位的人就只能以暴力制服暴力，暴力革命成为职位轮替的唯一途径；二是以暴力掩盖缺陷，以暴力维护盛世，有上行下效之功，整个社会最终表面繁荣，坑蒙拐骗盛行，背后救急，鹰犬刀剑满园，上下离心，道德沦丧，国不再国，人已非人。
也就是说，身份集权的宪政虽然有可能保留宪政的选举制，但其选举是有身份基础和组织世袭因素的选举，而破坏了无身份基础的选举制，就不仅破坏了社会和平的基础，走向了社会暴力，还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与人的价值追求。故选举不能拯救身份集权，不管身份集权表面上多么繁荣，身份集权最终会被自身积累的弊端毁掉。
(四)宪政集权的唯一性
宪政集权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宪政国家之内，只有一个集权的职位，由一个自然人担任，形成一个权力中心。其他职位都是分权的，协助权力中心运转，并受权力中心控制的。可以说，在权力中心之外，再无其他不受控制的权力，同样也就不再有任何个人不负责任，不受惩罚的借口。
当代宪政最强调效率与权威，而保证这一点的基础机制，就是集权的唯一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总统是国家元首，是全体人民所选举的代表，是代表他们的和他们的国家的发言人。他是我们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负责执行我们的对外关系。他是全国最大的文职组织的行政首脑。他必须选择和任命行政部门的全部高级官员以及全部联邦法官。而且在立法方面，他有责任和机会来建议、批准和否决立法。除此之外，对他来说，一个伟大的政党自然地转变为领导地位，以及他必须准备当总统” 。这可以看出，当代宪政设计的总统职位，在保障权力的集中与唯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全体人民的发言人、国家的发言人、武装部队总司令、对外关系负责人、行政首脑、行政与司法官员的选定者、立法的决定者、伟大政党的领导者”，总统的权威无所不包，从武到文，从内到外，从立法到司法、行政，总统都是最高权威。实际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规定比杜鲁门总统所说的“权威”还要权威，具体包括：1、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2、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和奉调为合众国服现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3、总统经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任命大使、公使和领事、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任命手续未由本
宪法另行规定而应由法律规定的合众国所有其他官员。（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4、总统得召集两院或任何一院开会。如遇两院对休会时间有意见分歧时，他可令两院休会到他认为适当的时间。总统接见大使和其他使节；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并委任合众国的所有官员（第二条第三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