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工伤保障方面：1921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农业工人赔偿公约（第12号）》，1925年通过《事故赔偿公约（第17号）》和《职业病赔偿公约（第18号）》、1934年通过了《职业病赔偿公约（修订）（第42号）》。1961年国际劳工大会对上述几个公约进行通盘修订，通过《工伤补助公约（第121号）》，同时通过《工伤补助建议书（第121号）》。第121号公约要求批准公约的成员国在进行工伤保险立法时，可将保险范围界定在某些规定类别的雇员中，但参加保险的总人数不得少于所有工业企业总人数的75%。该公约还对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范围、享受对象、以及确定救济金数量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
（4）失业保险方面：在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通过了《失业津贴公约（第44号）》，要求建立一种对非自愿的失业者给予补贴的制度，或者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制度。198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建议书（第168号）》，将失业津贴与促进就业联系起来，大会同时通过的《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建议书（第176号）》，在促进生产性就业、保护失业者、建立与改善失业保护制度三个方面，对第168号公约的有关规定提出了补充建议[7]。
二、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农民工”的含义可以从字面上得到解释，即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是农民是说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是工人是说在城镇干着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工作。农民工的数量呈现猛长的趋势，从1978年的3000万增长到2002年的9400多万人，2005年全国农民工达到1.4亿[8]。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的处境却很尴尬，他们长期或短期离开土地，尤其是长期离开的成为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居民，同时进入城镇后，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其户口及所有社会关系都在农村，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又不是城镇居民。对于离开土地进入城镇的农民，他们成为夹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本应享有社会保障而变得没有保障，且短期内难以解决。正如有人所说：“目前就整体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显异常苍白，部分地区虽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初步效果仍不理想。”[9]
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并探讨保障形式，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于发布了《关于
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级政府要做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具体办法。各地方政府对此也做出了多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