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规定明确（1）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是指违反有关核材料买卖、运输的规定，擅自买卖、运输核材料的行为。（2）本罪客观要件是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3）本罪主观要件是故意，即明知是核材料，而非法买卖或者运输；不明知是核材料而买卖或者运输的，不成立此罪。（4）犯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法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的规定，符合为了防止、测知和惩处与核材料有关的恐怖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和为了打击通过邮寄爆炸物进行恐怖活动，万国邮政联盟在里约热内卢签署的《万国邮政公约》这两个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的规定和精神。并且
刑法规定对这两种罪行处以重罚，有利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利用邮件、枪支、弹药、爆炸物和核材料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恐怖事件，从而有效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此外，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关于爆炸罪的规定，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杀人罪的规定，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利用计算机犯罪的规定，对防止、打击、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6]（P418）。
三、加强和完善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
宪法、
刑法、
引渡法为主的反恐怖主义立法体系。但是，依据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结合我国反恐怖主义斗争的实践，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第一、反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过于单一和原则。我国宪法和
引渡法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立法都是原则性的，
刑法虽然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作了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仍过于原则和抽象，以至造成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认定和处罚存在不同认识，如参加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组织可以认定为恐怖活动组织，数罪并罚怎样执行，对不同的恐怖犯罪分子是否加重、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等操作性强的问题，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看法，这不利于实际操作，给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造成了障碍[4]（P127—129）。同时，
刑法把恐怖主义活动罪归结为一种犯罪[7]（P284），这过于单一，使
刑法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显得单薄乏力。第二、难以区分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一般犯罪。当今恐怖犯罪的领域和手段日益广泛，杀人、劫机、爆炸、绑架和利用计算机犯罪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恐怖事件，是恐怖分子经常使用的手段。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杀人罪、劫机罪、爆炸罪、绑架罪、计算机犯罪和一般犯罪的杀人罪、劫机罪、爆炸罪、绑架罪、计算机犯罪如何区别，
刑法没有具体规定，在具体案件中也难以分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必须将恐怖主义犯罪和一般犯罪严格区别开来[8]（P528），否则，这将给有效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造成极大困难。第三、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还存在差距。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国际社会签署了一系列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以协调各国反恐怖主义斗争的一致立场，加强国际合作。我国的反恐怖主义立法虽然反映了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但是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差距，这制约了我国充分发挥反恐怖主义的国际作用。第四、由于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发展及其活动领域不断扩大，我国立法已严重滞后于反恐怖主义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有效打击各种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反恐怖主义立法。我们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可以分三种形式进行，即修改和完善
刑法、制定反恐怖主义专门法典和反恐怖主义立法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