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福建法学》主编游劝荣先生要搞纪念
宪法的笔谈会，向我约稿，于是《
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文章便产生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篇文章未能发表。后来，我将这篇文章称为“三论党主立宪”。
1997年年底，“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提出来了。作为回应，《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生产出来了，1999年7月，《社会科学》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将这篇文章称为“四论党主立宪”。当年，江苏省委党校给这篇文章评了一个科研三等奖。
2000年以来，网络发达了。理所当然，上述四论都上了网。并且有一些人围绕党主立宪四个字产生了一些争论。代表性的文章，有闲言的《为党主立宪辩护》和刘-晓-波的《破除“党主立宪”的迷思》等等。
2002年年底，当局召开了十六大，在中央党校党建课题组的捣鼓之下，《政治报告》中居然有了“规范党委……”的说法。为了应答，也为了讲课，党主立宪第五论产生了，这就是《规范党的领导的宪政阐述》，发表于甘肃的《人大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4年第4期作了转载。这篇文章也获得了江苏省委党校的科研三等奖，有意思吧？校级三等奖是世界上最低的科研奖励，但是，党主立宪获得了这一奖励也挺有意思耶。
十六大过去四年了，十七大据说已经开始筹备了，但是“规范党委……”之说未见有任何实际措施与之配合。虽然，据香港媒体报道，2006年6月15日，中央党校周天勇课题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思想已被海外舆论定性为党主立宪，但是，在鄙人看来，周天勇的报告与党主立宪根本不想干。难怪，2006年7月号《动向》杂志上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党主立宪”代表中国倒退一百年》。
《争鸣》2006年第7期上，有鄙人的一篇小文章，题目叫做《全党应当坦然面对的问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而作》（这或许就是“六论党主立宪”吧）。原稿中的“全党同志”被改成了“全党”，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我总觉得编辑有点过虑了，同志两字有何不好？这篇文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行政区”的网站上恐怕不便转贴，这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党主立宪毕竟还没有成为事实，言论自然会有诸多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