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的认定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思考：在私有公司实施犯罪尚未完全排除单位犯罪构成的理论前提下，被告人吴某所在的钢材公司仍然符合有限公司的形式要件（只不过此种状况下单位意志和个人意志重合），是否就意味着无法从单位犯罪入手追究其刑事责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情况如何处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符合单位犯罪形式要件（如集体决议、非法利益归属单位等）的，因单位不能构成该罪名的犯罪，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其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否则便是对单位犯罪处罚的泛化。2、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虽然不能对犯罪单位进行处罚，但仍应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以其涉嫌的普通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2002年8月13日在《关于
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我们不难看出，该司法批复所贯彻的法律精神就是“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虽然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但可以追究相关直接人的刑事责任”。但学界对于该批复存在不少不同意见，如有人就认为：“这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犯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反了
刑法总则的规定尚且不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在哪一档次量刑就是一个问题。”〔3〕
要正确把握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中的定罪处罚原则，首先要从单位犯罪的立法本意进行全面把握。实践中有人认为单位犯罪的立法目的在于界定是否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在于是否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对于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由于在我国97年修订
刑法之前并无单位犯罪的规定，任何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都被视为自然人犯罪来定罪处罚，由于不承认单位的
刑法主体地位，在这一处罚模式下
刑法无法对犯罪利益的归属者－－单位进行处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整体与单位团体利益间的冲突直接造成了大量单位经济犯罪的产生，单位凭借其力量实施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传统的法律对单位已不能进行有效的规范。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国家才需要对单位加强管理，在
刑法中设置单位犯罪的条款，以适应对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的处罚，而并非是为了追究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说单位犯罪设置的目的仅仅在于追究单位中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如
刑法修改之前不承认单位犯罪岂不更方便实践操作？正如有学者在论述法人犯罪设置的必要性中所指出的那样，“
刑法规定法人犯罪，目的是追究犯罪法人的刑事责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