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之下，华勒斯坦处处表明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世界体系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将来对社会科学的建构和品性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19世纪的社会科学作为近代建构世界的过程和产物，更多的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实践和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社会科学品格的形成是一个外部权力强加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松动和控制力的减弱，人类正在步向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此时社会科学内在的意识形态前提才被开放出来，并提供了发展和打破原有学科结构的契机。而华勒斯坦所提供的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其自身品格的型塑也取决于将来不具有确定性的世界历史体系的出现。在华勒斯坦看来，任何历史社会科学是在历史上的出现都是偶然的，什么样的外部体系决定了什么样的学科结构。诚然，从外部世界体系来分析社会科学的形成演变，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的外部特性，然而，社会科学是否就是全然为外部世界所决定？规定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的除了外部世界体系这一向度，是否还有自身的向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从其本身的知识特性上而言，是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对华勒斯坦本身所使用的“世界体系分析”这一分析工具的反思，“世界体系分析”是不是考察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形成的唯一的分析工具，华勒斯坦所使用的这一分析工具是否过于强势了。这是不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外部决定论?
　　而另一方面，华勒斯坦使用其“世界体系分析”这一分析工具似乎有不尽彻底之嫌。华勒斯坦发费大量笔墨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和学科品性形成的意义，社会科学被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领域，而这套学科划分标准内含着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利的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正是1945年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使人们开始对社会科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理论预设提出质疑。然而，接下来，在重建社会科学的纲领中，世界体系是如何与社会科学的重建发生互动的？在那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建构中，世界体系及其变动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华勒斯坦在此似乎并没有将其“世界体系分析”贯彻到底，而是在阐述重建社会科学的立场和建议时，更多的回归到认识论层面的梳理和校正中。既然外在世界体系和权力对社会科学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认识论层面的讨论在现实社会科学运作模式中会起多大作用，或者，离开了外在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主张和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这种悲观主义不知是否华勒斯坦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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